1984年春日的北京城飘着柳絮,总政治部干休所3号楼搬进了一对老夫妻。
勤务兵帮着把二十几个纸箱搬进客厅,范景明指着西头朝阳的屋子说:“这间留给宗槐写材料用,窗台要能摆三盆花。”
王宗槐背着手在屋里转了两圈,从箱底翻出个炮弹壳改的笔筒——这是朝鲜铁原阻击战战场上捡回的105榴弹炮残片改制,擦干净灰摆在书桌右上角。
组织上配发的三居室带着小院,东南角有棵歪脖子枣树。
范景明每天清早拿竹扫帚扫落叶,扫着扫着就蹲下来拔杂草。
王宗槐晨练回来总要说她:“腰肌劳损还蹲着,当心起不来。”
话虽这么说,自己倒常搬个小马扎坐旁边帮着择菜。
厨房窗台上常年晾着萝卜干,用抗战时期缴获的日军铝制饭盒盛着,盒盖凹痕是1943年反扫荡时被流弹击中的印记。
离休后的头半年,王宗槐天天往军事科学院跑。
档案室管理员老李记得清楚,王政委每次来都穿87式旧军装,左胸口袋别两支钢笔。
他要抄录晋察冀三分区1941年秋季反扫荡作战日志,戴着老花镜在阅览室一坐就是半天。
抄到骑兵连突围牺牲那段,笔尖突然顿住,转头问老李:“当年我们在阜平用的地图比例尺是多少?”
老李翻箱倒柜找出泛黄的档案,他眯着眼对照半天,掏出随身带的红蓝铅笔在笔记本上画了个三角符号——这是战争年代标注指挥所位置的习惯。
范景明在家把朝鲜战场带回的炮弹壳改成捣蒜器,把手缠着麻绳防滑。
有回翻出丈夫1951年入朝前写的诀别信,信纸上的钢笔字被雨水洇过,她拿熨斗垫着毛巾烫平,按时间顺序装订成册。
大女儿回家看见茶几上摊着的本子,惊道:“妈你这都能办展览了。”
范景明摆摆手:“留着给你爸写回忆录用。”
书柜最底层压着个铁皮盒,装着63军在铁原阻击战中的兵力部署草图,纸边焦黑卷曲,是敌机轰炸时揣在怀里烫的。
每周三上午雷打不动要去老干部活动中心。
王宗槐在棋牌室看人下象棋,看着看着就摸出怀表看时间
——这是他当纵队政委时缴获的瑞士表,表盘裂纹是1948年新保安战役中被炮弹震的。
范景明在合唱队教《太行山上》,教到“母亲叫儿打东洋”那句总要停下来解释:“当年我们文工团在阜平演出,唱到这儿台下战士全站起来了。”
有次排练完下雨,老两口撑着一把黑布伞往家走,伞骨断了根,王宗槐举着伞柄说:“这不如当年急行军时用的蓑衣顶事。”
书房挂着1955年授衔时的将校呢礼服,袖口磨出毛边。
王宗槐接待军史研究人员时,说到清风店战役就起身指墙上的手绘地图。
某次说到1947年夜袭石家庄机场,他突然弯腰从五斗柜底层掏出个铁盒,里面是聂荣臻亲笔签发的作战命令,纸角烧焦处还粘着血渍。
“这是通讯员老张用命护下来的,他肠子流出来还死死捂着文件包。”
他说着摘下眼镜擦镜片,水汽蒙住了眼底的泪光。
范景明每月要去西单菜市场,挎着印有“先进教育工作者”的帆布包。
买豆腐专挑国营窗口,说个体户的卤水不对味。
有回碰上卖朝鲜辣白菜的摊位,她称了半斤,回家路上跟邻居念叨:“老王在朝鲜那会儿,用缴获的美军C口粮罐头换过辣白菜,说比猪肉罐头下饭。”
厨房柜子里收着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印着"US ARMY",是铁原战场上捡的,现在装着花椒大料。
1990年春天,外孙女的幼儿园布置革命传统教育作业。
小丫头举着录音机跑到书房,非要外公讲打鬼子的故事。
王宗槐摸着孩子头上的蝴蝶结,突然说起1943年五台山反扫荡:“有个小战士和你一般大,躲在青纱帐里三天没吃饭...”
话没说完嗓子就哑了,转身从书架上取下本《星火燎原》,指着某页说:“这上面有他名字。”
后来范景明悄悄把书收进樟木箱,箱底压着件带弹孔的儿童褂子——那是1942年老百姓给侦察连小通信员缝的。
阳台成了王宗槐的“瞭望哨”。
旧藤椅扶手上缠着绑腿布,小茶几摆着《解放军报》和放大镜。
每天下午他在这儿读老战友回忆录,看到熟悉的名字就用红笔圈起来。
有回读到郑维山写的铁原阻击战,他拍着大腿喊:“这个张二愣!夜袭美军炮兵阵地明明是他带的队!”
范景明在厨房和面,探出头来笑:“你当这是司令部呢?楼下老刘该上来抗议了。”
范景明保持着当校长时的习惯,每天记账。
塑料皮笔记本扉页印着“奖给先进教育工作者”,里面记着菜金水电费。
1992年涨工资后,她添了项新开支——每月给河北阜平希望小学汇20元。
汇款单附言栏总写“晋察冀老战士”,有次邮局工作人员多问句“要留真名吗”,她摆摆手:“就当是还当年乡亲们给八路军藏的粮食。”
老战友聚会多在重阳节。
王宗槐总要带上那顶洗得发白的87式军帽,说“正装出席是纪律”。
酒过三巡有人起哄让他唱《兴国山歌》,范景明在桌下踢他脚:“医生说不让激动。”
最后折中唱了段《我们在太行山上》,唱到“山高林又密”突然咳嗽,摸出口袋里的硝酸甘油片含上。
回家路上他嘟囔:“当年在三分区一天翻三座山都不喘,现在唱首歌都要吃药。”
卧室床头柜并排放着两个药箱,绿漆铁皮的是范景明当护士时用的,塑料的是王宗槐在二炮时的保健箱。
每天早饭前两人互相监督吃药,一个说“该你吃降压药了”,另一个回“你先量血糖”。
窗台上摆着个炮弹壳做的花瓶,插着院子里摘的野菊,水三天一换,弹壳上刻着朝鲜语
——这是上甘岭阵地上盛过水的弹壳,1952年回国时揣在公文包里带回来的。
1995年冬,干休所组织看纪录片《铁在烧》。
看到63军死守种子山的画面,王宗槐突然站起来指着屏幕喊:“这个山头是我们189师拿下来的!”
全场注目中,范景明拽着他衣角小声说:“这是八一厂的片子。”
散场时老战友打趣:“老王当年在朝鲜没少挨彭老总骂吧?”
他脖子一梗:“挨骂说明打得狠!”
回家路上却偷偷抹眼睛:“当年跟着我的警卫员,就埋在那个山包背面。”
最后一次回江西老家是1996年清明。
王宗槐站在万载县烈士陵园里,摸着花岗岩纪念碑找熟悉的名字。
范景明从提包里掏出个铁饭盒,里面装着从北京带来的炒面,轻轻摆在无名烈士墓前。
县领导要派车送,他摆摆手:“当年我在这打游击都是走山路,现在公路修好了,更得自己走。”
三公里的山路歇了五次,最后一次坐在石头上喘气:“要是当年急行军这个速度,早被鬼子包饺子了。”
生命最后半年住在301医院南楼。
病房床头贴着作息表:6点听军号起床,7点读《参考消息》,8点医生查房时必问“今天能出院吗”。
女儿从家里搬来旧藤椅,他摸着磨亮的扶手说:“这把椅子跟我四十多年,比你们姊妹年纪都大。”
有天王平来探望,两个老战友说到1948年新保安战役,监控仪上的心跳突然飙到120,护士赶紧进来劝止。
1998年10月31日早上,王宗槐突然要刮胡子。
范景明握着剃须刀的手直抖,他拍拍老伴手背:“当年在延安结婚那天,我也是自己刮的脸。”
下午昏迷前最后句话是“把我那些作战笔记交给军科院”。
次日心脏停止跳动时,床头收音机正在放《八路军进行曲》,磁带是1985年总政文工团慰问时录的。
追悼会那天,八宝山革命公墓外排起长队。
范景明把丈夫的55式将官肩章别在遗像旁,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是1944年结婚时聂荣臻写的贺词。
告别厅循环播放《兴国山歌》,调子起高了,唱到半截有人笑出声——这歌王宗槐生前总跑调。
女儿看见母亲摸着棺材呢喃:“说好给我唱一辈子的山歌呢...”
话没说完,眼泪打在将校呢礼服的铜纽扣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