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军旗下集合（二）——《洗衣歌》 ②

我们在军旗下集合（二）——《洗衣歌》 ②

作者 陈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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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军旗下集合（二）——《洗衣歌》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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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七岁的年龄，

十六七岁的男女，

我们在太阳下集合，

一二三四大步走向军旗。

二、《洗衣歌》(一九七五年)

由于文化大革命河北省派性斗争异常激烈，到一九七五年，三十八军和地方的关系仍然不很融洽，老百姓同部队在感情上存在着很大的隔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根据部队首长的指示安排，经常去地方演出，旨在搞好军民关系，加强军队与地方的团结；可老百姓却依然对部队心存抵触，对人民子弟兵还是处处防备着。

曾经有一个连队在一个村庄附近驻训，老百姓特意安排了在菜地有专门的社员看护，为了防止部队“偷菜”。每天早晨随着部队的起床号响起，村子里的广播大喇叭就会同时打开并招呼着:“刘富！刘富！”（fu音：按保定口音应该先从上往下滑，然后再向上挑）“看菜地的！（“地”念三声），看菜地的人！大兵起床了！大兵起床了！”生产队是在招呼看管菜地的麻溜地起来，生怕部队趁出操之便，大兵们到菜地里去拿菜回营房。有时我们也会反唇相讥高喊着: “别(念:三声)了,司徒雷登(念:三声)儿!”

有一天我们去涞水县内为工兵营演出，演出结束后,不知为什么与偷偷溜进军营来看节目的老百姓发生了争执，双方吵得面红耳赤，推推搡搡，掳胳膊、挽袖子，互辩对错，谁也没能hold住这个场面。眼瞅着一场肢体碰撞即将发生；“奶奶的！奶奶的！”（湖北口音奶为lai念三声）此时我看到老戴嘴里嘟囔着……说时迟、那时快！但只见我们可爱的乐队区队长戴述国纵身跃上装灯具的大木箱子上，摘掉军帽，疾言厉色道：“嘿--！毋要动，放开手噻；毋要动哦；看看！（他示意大家看他那已脱发许多的脑袋）我比你爸年龄还大嘞，谁还再敢动噻！”。闻其言、观其举，一场激烈争执就这样戛然而止啦！

112师宣传队演出前演员在化妆，左起张燕、王丽华、王颖春、朱晓青

队里有时会安排帮助舞美队整理灯光器材。当然像搬运大件物品、拉粮食和装置舞台等等这些需要体力的活，非男兵莫属。

每次演出前的装台工作都是相当认真的，有时观众都进剧场了，舞台上的灯光还在精心调试着; 我们敬爱的赵启明科长几乎每次都要亲力亲为，严格按照艺术规律办事，绝对不差分毫；他对于面光的调试极为重视，更为重视的就是追光了，翻来覆去的对追光，“往这打--，往这打--！”，他有一个习惯的动作：将五指并拢呈鸭头状，置于自己硕大且高耸坚挺的鼻尖上并厉色喊道：！“往这打--”，“嗨！”，“往这打--”，“唰！-”但只见一束强烈的，并没有添加任何色片的白炽灯束，“唰！”直射在赵科长的鼻尖上，“哦！”此举真是令人忍俊不禁，不过，在场的我们也只能从心里偷偷窃笑而已。

时任师文化科副科长并主管宣传队工作的赵启明，早在抗美援朝时期就是老38军文工团的话剧演员，那也算是经历过战火硝烟考验过的老前辈了。

赵科长那种对待工作高标准、严要求的作风，无时无刻不贯穿在队里的工作中。真可谓“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他不苟言笑，时时眉头紧锁，话也很节省，颇有“大艺术家的风范”；只有当他瞅见我们从唐山地震灾区领回来的、失去了父母的天真、活泼的小苗焕时，才展现出他那爷爷般、暖人心扉的笑容。

我们是从赵科长那里知道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表演艺术体系、梅兰芳中国戏曲的表演特点、更知道了京剧名角盖叫天、谭富英、马连良以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杜澎等等。

还记得当年赵科长每每讲到广东名吃“三叫”更是令人咂舌，口水下咽。赵科长生活简朴，但唯有烟不离口；有时长篇累牍的队前讲话，他都能忘掉早已咳嗽出来并含在嘴里许久的一口痰，我们每个人心里那个急呀，就是不知那口痰是咽下去了还是吐出来了?……。

赵科长的工作作风是非常朴实的。有一次高天正副政委（后任广州军区副政委）来队里做指示，赵科长做完了开场白后，自己想坐又觉得不太合适坐，（他想：坐还是不做呢？）犹豫再三，还是从墙犄角拾来一把十分破旧且脏兮兮的扫帚把，坐将下来，和直溜溜端坐在小马扎上的我们一起洗耳聆听首长指示。时至今日，我们战友聚会，谈及此事依然忍俊不禁。

工作上他讲究分毫不差；生活上他严于律己，更能严于待人。生活作风上严格盯着我们这些正值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们；队里各项工作缜密在握，特别是男女作风问题更是在他时时掌控之中，紧抓不放。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大讲特讲，什么“群众有反应了”、什么“男女接触过多了”、什么“女兵和男兵讲话不够严肃了”；如此话头繁多的唠唠叨叨总是挂在嘴边……

刘志的肚子看上去显得好大，舞蹈队的女兵齐芳（注：前北京东方红石化总公司党委书记之女，现已旅居加拿大多年）傻呆呆的指着他的肚子不解地问道：“你这肚子怎么这么大呀？”真没想到此举被火眼金睛的赵科长瞄住，于是：“哦！女同志竟然摸男同志的肚皮（尾音拉长且向上划）。” 一时间，这件事便成了队里大会小会上不厌其烦、点出的重要话题。

小到一句台词、一件道具、一件头饰，大到一个舞蹈动作赵科长都要给予严格把关、一丝不苟; 舞蹈编导郭俊维的作品中，有一个动作是男演员手持扎着红绸的大镲，沿着周身上下前后、腿前腿后做动作，就是这腿前腿后的动作被科长叨住，并被损为：“掏裆一镲，极其不雅。”

担任文学创作的胡邦明，在创作一台晚会的主持词中曾深情地写道：“陡河水啊,你一泻千里，奔腾不息！” 没想到赵科长听到这句朗诵词后发起火来，非常生气的斥责道: “把这句话给我删喽！陡河水脏兮兮的，味道还那么臭啦巴唧！写它干什么？值得你那么大抒特抒吗？” 这时，在文学上颇有建树的乐队区队长戴述国反唇相讥：“艺术作品来源于生活没错，但是艺术作品更应该要高于生活啊!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嘛!” 闻此话赵科长悻悻然……，他老人家顿时OUT了。这话也只有心直口快的老戴才敢说呀！

（注:赵启明科长已于2002年因突发心梗病逝，享年八十岁）

大合唱“长征组歌”

我们非常可敬又可爱的乐队区队长戴述国，是一位地道的、绝顶聪明、睿智的湖北佬，有着北方人的率真、坦诚，讲话从来不绕弯子，更不知道怎样撒谎; “实诚”到情急之下说些人家不那么入耳的、掏心窝子的“好话”，常常说的听者如坐针毡、不知所措; 甚至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而他却不知所然，更不知其所以然。

队里一般都称他为“老戴”，他也乐于接受；实际他当时也就三十几岁吧，可是“老戴”在队里兵龄长、知识面广、艺术阅历丰富，他是一位可敬的“长者”。写有一手好字（毛笔字和硬笔字），且记忆力非凡，具有优秀的文学功力，也有精湛的琴艺；尤其有着一颗仁慈善良、宽厚真诚的心。

他是解放军艺术学院建院后第一批学员，又是我国著名演奏大师刘明源的嫡传高徒。遗憾的是在解放军艺术学院临近毕业时，赶上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遭厄运，磨难多年。最后只得“下嫁”我们这支战士演出队。

“老戴”的趣事不胜枚举：还清晰记得在内蒙古乌兰察布盟所属的兴和县海拔子野营拉练时，他和别人打赌吃辣椒，人家还一口没动呢，他已经碗底朝天。他会将两腿插在我们宿舍铁床边的栏杆里，蛮严肃、蛮正经的给全体队员训话；他会在趁人家毫无防备的时候猛然从后面将对方突然撂倒，好一个童心未泯的“老小孩”。有时做的事让人啼笑皆非，有时说的话让人欲怒又止。

他对于自己总是高标准、严要求。记得他在解放军艺术学院那间不大的陋室里，贴了一首诗，足以见证这一点：“寺里山因花得名，繁花不见草纵横，栽培剪伐须勤力，花易凋零草易生！”

“老戴”的正直、善良、充满爱心和热忱是我们这一代人远远不可及的。致敬！我非常爱戴与敬重的长者！人生有一知己足矣，与戴老师亦兄亦友的厚意真情足以让我受用一生！

记得1978年间，他请我和李林、刘新月，去了位于北京展览馆的莫斯科餐厅吃西餐，花了他近一个月的津贴，三拾元余，在那个年月该是何等的高消费呀！罐焖羊肉、苏泊汤、生拌牛肉、蔬菜沙拉、大列巴等等，不多时这些就让我们尽收肚囊中!

他的一曲板胡独奏《云雀》，以每分钟200多的速度演奏，搞得乐队伴奏紧跟不上、稀里哗啦，而他却乐在其中！

在内蒙白云查干地区的查哈尔右翼前旗演出时，地方接待我们吃饭喝酒时，酒瓶还未开启，就见到瓶内泡有一只死苍蝇，“啊!”我们迅速要来瓶启子把瓶子启开，他用筷子小心翼翼的夹出那只死苍蝇，“前旗! 我X X X!”一句畅快淋漓的“国骂”，令四座颇有一吐为快之感！

有一次地方招待宴请，菜量着实给的忒少，他竟“煞有介事”地拿着碟子，去厨房要咸盐，搞得接待方不知如何是好?

他对于我们的业务给予了极大的关心，时常督促大家要努力专研、刻苦练琴，并且经常在演出前“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说：“哎！哎！大家都要练练琴，谁要是不练练琴，活动一下手指头，谁是我孙子！”，“嗨！”听起来这话有点糙，“唉！话糙理不糙嘛。”

解放军艺术学院恢复后，老戴队长又回到军艺，起初没有带家属。于是，我们班就常常去看望他的老母，并给奶奶送饭；我们也乐得围坐在奶奶膝下，听她讲着过去的往事；讲着老戴队长的成长经历……。

1974年11月初我刚当兵的时候，戴老师的工作关系还没有正式转到112师，但每次队里有演出的时候就让他从北京乘火车过来，我也曾几次在演出结束后，用自行车驮着他，把他送到高碑店火车站。

我与戴老师相识已经四十多年了，这亦师亦友的真情，诠释了“人生有一知己足矣”这几个字的份量。

退休后又曾任北京现代音乐学院主管教学的常务副院长和北京美国英语语言学院的常务院长。他已于2022年底因新冠疫情爆发期间病故于昆明军区总医院。享年八十岁。

武官队长天堂饱满、地阁方圆、两臂垂膝、两耳垂肩，一副福像。他在队里统揽全局、业务上多才多艺；拉贝司、吹唢呐，抄起打击乐也拍拍不差，操控有余。队里的事他运筹帷幄、处乱不惊，有时也会语出惊人，为上不卑不亢，为下慈悲为怀，统领这样一支队伍是需要具有多么出色的才能哦。

直到现在大家伙谁也没有搞清楚，他到底是“回民”还是“汉民”？他就餐在回民桌，心里却时时惦记着我们这张桌在吃什么?( 回民桌与我们桌毗邻)赶上队里吃包子，他非荤即素，我会偷偷地给他传递荤馅的大包子，好一个荤素通吃的队长哦！大家都戏称他是个地道的“假回民”。

有一天晚饭后，大家三俩成群在大院内外散步，这时闲坐在石板上的武官队长“嘣”的一声不加丝毫掩饰的一个响屁落地，哈尔滨籍舞蹈演员王颖春惊诧道“啊！王达实回来了？不是去北京了吗？”。实际上，是她错以为王达石在吹长号呢，引起了在场的各位哈哈大笑，这桥段成为了宣传队经常被提及的典故。这就是我们的武官队长不无遮掩的质朴之举。

那时演出大家均要化油彩妆，忙碌着打理全队工作的他无论时间有多么紧张，“啪、啪、啪”，几巴掌就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自己的化妆搞定；这可是真的让那些化起妆来磨磨唧唧、没完没了的人尤为诧异！

他自诩是乐队的第二唢呐，时而也会吹出令人忍俊不禁的“怪动静”，但看他那沉浸在音乐里怡然自得的神态还真蛮是那么回事。

（注：武官队长从1990年始，高就于师文化科，后转业至河北省石油地质勘探大队任党委书记，现退休在河北省保定市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

蒋志，这位与我同龄，但兵龄却比我多得多的“川娃子”，谈起他来我真是不吝溢美之词，他称得上绝顶聪明，小提琴拉得也非常好，有言道：“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这句名言是从他那里听到的。在他身上看到了四川人的智慧。

当时就是觉得这位“川娃子”真是了得！他的“学识”令我们赞叹不已，他的潜质令这些同龄的战友所不及。他是乐队的首席，我在他那第一次听到布鲁赫、门德尔松、柴科夫斯基的协奏曲，以及萨拉萨蒂的《流浪者之歌》。

还记得在三三四团留住时，听他拉了一曲马斯奈的《沉思》，并给我讲了这首乐曲的由来。蒋志似乎不谙世事、与世无争，每天早饭后稍事休息，就背着那把心爱的小提琴去礼堂练功；我一般都是在中间休息时找他聊聊天，在基本功训练的方式方法上，他曾经给我讲了很多，颇为受益。

当时极左思潮充斥着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部队也自然逃不过此劫；蒋志那时就是队里的“走白专”道路的典型人物，尤其是那几位业务能力稍逊于他的，对他的刻苦不屑一顾。看得出他每天心情比较压抑。我们这批与他同龄的兵来了后，让他那份心宽敞了许多；大家总是愿意聚在一起谈事业、谈琴艺，几乎无所不及。

（注：蒋志，1971年兵，1978年复员后考入沈阳音乐学院，毕业后进珠江电影制片厂乐团工作，现与夫人丁小卫，也就是当时坐在蒋志一个谱台的小提琴手，旅居美国已多年。）

陈春光

我当时以为深谙人生之道，对纷繁世界了然于心，现在想起来真是很稚嫩；理论上讲是镜花水月，而现实中往往是事与愿违。

一九七五年四月二十六日是我们这批新兵第一次下连队锻炼，一行人坐大卡车来到三三五团三营三连，我和张鹏、李林、谢明伦被分配到一个屋，晚上九点半熄灯。第二天参加劳动“挖树坑”种树，一开始，大家干劲十足，可三分钟热气刚过，感到腰酸背疼，没辙，咬咬牙干吧，看来比起连队战士在身体素质上我们还有很大差距，真是值得我们好好学习呀。

有一天正值休息日，吃过早饭，就和连队演唱组的一众人去山上玩。爬上山顶后，看到一座高高矗立着的铁架，据介绍是一处军用通讯设施。四周雾气蒙蒙，这一刻内心充满了轻松与喜悦，涓涓流动的山泉，让我们获得了心底里的平和。

一九七五年演出任务挺多的，六月八日我们在完成由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率领的阿人民军代表团接待演出后，于夜里零点出发，踏上去河北省赤城县野营拉练的征程。

拉练途中

汽车在夜幕之下飞快地奔驰着，清晨我们共六辆军用卡车即到了南口长城脚下，部队做短暂的停留，休息并吃早饭。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长城。清晨时分，在晨曦中的长城朝霞披洒，显得更为雄伟壮丽，高高的峰火台，像是在云中一样。长城象征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和伟大 。

吃过早饭，北京时间七点整,我和上士武克力等人一起登上了长城的最高点。“不到长城非好汉！”，”此时已是汗流浃背、气喘吁吁。脱下军衣和军帽，吸着清新凉爽的空气，痛快极了！举目远眺，心情顿觉万分愉悦。

经过十五个小时的行军，当晚十七点，终于到达了此次野营拉练的目的地——河北省张家口地区赤城县云洲公社样墩大队。

在那里停留的几天里，我们为部队演出，同时也为赤城县附近的广大公社社员演出。回北京途中，又去了兄弟部队慰问。

一路上大家高兴地议论着一个戴队长给大家布置的重要议题，即：讨论一下他将要出生的孩子是叫“戴学海”呢？还是叫“戴大爷”？学海的寓意是向人民音乐家冼星海学习，“戴大爷”意在无形之中都会称他儿子为大爷......呵呵！

野营拉练是要走好远的路，因为我们是机械化部队，所以拉练都坐“大解放”，行万里路。适当的时间部队就要停下来休息，也好“方便一下”，男女兵各占汽车一方，或抽支烟，四处瞅瞅，瞧瞧“西洋景”，也算是在枯燥乏味、疲惫的野营拉练行军路上添一乐。

由于部队离北京很近、很方便，放假时我们在队里批准的情况下会有机会去北京玩，并按照事先规定好了的日期返回。返回前，往往都会不约而同的在北京西四的“延吉冷面馆”汇合，花七角五分，来一碗久违了、又香又辣的延吉冷面。瞬间一扫碗底朝天后，结伴奔向永定门火车站，五元多买张票乘火车回部队。

给外宾演出结束后合影

这一年外事任务俱增，演出接待的代表团有：越南总参谋部代表团、挪威工人共产党代表团、瑞典驻中国特使和夫人、朝鲜大使馆武官及工作人员、赞比亚驻华使馆武官和夫人、塞拉热窝和莫桑比克部队学员、阿根廷马列主义先锋队代表团、法国共产党代表团、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武官和夫人、阿扎尼亚（南非）泛非主义大会主席一行、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访华团、罗马尼亚大使、秘鲁贸易代表团、越南驻华使馆大使、厄瓜多尔使馆武官、泰国驻华使馆大使......这些足以看出我们演出工作的繁重。

那时的我，一切似乎还是懵懵懂懂，也是刚刚踏入社会，即很单纯又幼稚。若干年后再次翻开那些年的封尘日记，很多事情都会令我反思：“这样做有问题吗？”、“这件事处理的合适吗？”、“那个事怎么可以能那样办呢？”、“他究竟想干嘛呢？”。有时我也会自责：“盲目的耍小聪明，其实不太懂，甚至完全不懂！不注意学习，不踏实；不努力，不刻苦！早晚就要吃大亏”的。

一九七五年底，我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知道该怎样努力为党工作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将来也要为祖国建设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中华民族多增添一份光彩；我有决心为共产主义奉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山上青松山下花，花笑青松不如它，待有一日风霜降，只见青松不见花。”

（摘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午睡前的日记）

作者简介：

陈春光，1974年11月15日入伍，原38军112师宣传队演员。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国家一级作曲，1979年底复员后调入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专门从事为电影配录音乐，录了一些有影响的影片，诸如《红牡丹》、《人到中年》等等。中央广播电台录制了我的人物专访《陈春光成功了》及演奏的作品。

1990年调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政治部文工团，任创作室主任；曾荣获二次二等功，四次三等功，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组建四十周年给予我“二炮成立四十周年砺剑贡献奖”，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服役银质奖章，曾获中国风格钢琴作品国际比赛大奖、全国交响乐作品比赛文华大奖、中国音乐金钟奖（合唱作品）比赛金奖、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艺大奖、解放军优秀文艺作品金奖、‘荷花杯’全国舞蹈比赛（舞蹈音乐）银奖等国内外及军队重大奖项。曾为电影《肝胆相照》、《中国勇士》，电视连续剧《兵团往事》、《紫藤》，大型电视片《中国军队》、《陈云》等上百部电影、电视剧谱写音乐，作有交响诗、室内乐、合唱、舞蹈音乐及民族管弦乐等各类题材的作品，并担任全军艺术系列高级专业技术评审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自公众号38军子弟，鸣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