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学习｜杜甫“三吏”“三别”的文本对话性

杜甫对唐代新乐府的诞生和发展有着开创性的贡献。所谓“新乐府”，郭茂倩言之曰：“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新乐府，又称“新题乐府”，是唐代相对于旧题乐府的一种新的乐府诗歌形式。在形式上，它不再具有歌辞性，脱离了乐曲；在内容上，则以新题写时事，或讽喻批评政治民生，或总结人生经验，有着强烈的现实意义。杜甫的“三吏”“三别”六首组诗继承了旧乐府语言简洁易懂的特点，是新乐府的典型之作，这六首乐府诗的题目皆是作者自拟，鲜明地指出了诗歌所要表现的内容，体现了新乐府特色。

“三吏”“三别”反映了“安史之乱”中后期，唐军大战溃败后进行残酷征兵的历史事实，它们不仅是乐府诗歌，同时也是简短的时事记录，所以自古以来被誉为“诗史”。单独来看，“诗”和“史”的差异极大，前者侧重于抒情，主观性较强，而后者侧重于纪实，重视的是言之有据。并且，语言方面诗歌以凝练含蓄为宜，史书则因具体史实的叙述要求做到真实和客观，用字自然不加讲究。而杜甫的“诗史”既能兼取二者之长，又能做到融会贯通、开拓创新、流传千古，自然不是单纯地将两者杂糅，取其中和之态，而是对于“诗”和“史”的双重创新。但总归来说，“诗史”是诗而非史。“三吏”“三别”用新乐府之法，内容上将自我融入时事的记载之中，成为诗歌叙述对象的一员，真正地参与时代大潮的变动，而非史书式的冷眼旁观。历史与个体在这六首组诗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个人的情感亦是社会的普遍意志，动乱与苦难不仅在国土之上，更在百姓心中，可谓“诗”“史”相融，浑然一体。

作为“诗史”的“三吏”“三别”在体裁和内容上有着双重创新，杜甫显然有意摆脱前人“拟古”风气的窠臼，以新的诗歌风貌展现个人的风格和时代的脉搏。“三吏”“三别”的内容都与战乱有关，而战乱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和给百姓带来的苦难，在自古至今的诗歌中都有不少的反映，所以不仅在体裁形式上，在内容上他也力求创新，以个人独特的手法突破了前人感慨朝代兴亡、抒发因战乱造成的颠沛流离之苦的创作模式，并将目光转向了更本质的“吏”“民”二元对立关系，以此为主要矛盾进行叙事及抒情的架构，另有诸多次要矛盾贯穿于其中，它们均代表着不同的意识间的碰撞交织，使得文本彰显出了鲜明的对话性。这种“对话性”包含了明暗两种对话形式，并在六首诗之间实现了跨文本对话的艺术效果。杜甫选取不同年龄、身份和性别的人物进行刻画，既有反映普遍现实的意义，又在诗歌文本内外的对话交流中，将当时社会现实的复杂性展露无遗。

“三吏”“三别”六首诗创作时间相近，前者分别以新安、潼关、石壕三个地方的吏卒为主要叙述对象，后者分别以新婚女子、暮年老人、入伍壮丁三人为主要叙述对象，无论是在六首诗本身还是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前后两种不同身份地位的人均体现出了鲜明的“吏”“民”二元对立的关系，两者之间的矛盾与冲突贯穿六首诗的始末，构成了整组诗的核心矛盾。

杜甫根据现实架构起了众多矛盾，同时也将自身作为一个叙述对象置入六首组诗中。在“三吏”中，作者以“官”的身份直接在场，通过与三个不同地方的“吏”的交集，以对话的方式谱写全诗。作者有时参与到对话中，有时则在旁静观，这三首诗中，作者始终以第一人称的角度去叙述事件和抒发感情，作为第一人称的主体在场是清晰可见的。在“三别”中，作为叙述人的则不是作者本人，而是三个跨越老中青和男女不同身份的百姓，他们有着相似的悲惨命运。这三首诗中，作者虽没有直接登场，却把自己对现实的观照以及深刻的思想借三人的口吻表达了出来，表面上是三个不同的人在叙述自己的悲惨经历，实则却有一种作者分别与他们面对面交流的画面感，充分体现了这组诗的对话性特点。

“三吏”“三别”的对话性有其明暗两个方面。《新安吏》和《潼关吏》中有两处作者与吏卒们直接对话的情景，体现了六首组诗明处的对话性。这种直接的对话贯穿全诗，通过对话，作者将只顾奉命行事的“吏”刻画得生动鲜明，同时引出自我的形象——一个被统治阶级核心疏远且与“吏”接触不甚多的下层官僚。作者忧国忧民，却只得依靠从“吏”那里打听来的消息了解兵役的情况以及寄予平叛的信念，“客”与“吏”的问答实质上就成了“客”与“官府”的对话，《石壕吏》中老妇与“吏”的对话亦属于此类；而文本中暗处的对话则体现在文本内部和跨文本间的不同话语交融之中，比如在《新安吏》和《石壕吏》中，戍卒与吏卒、戍卒与戍卒、老妇与老翁、老妇与儿媳等的对话，还包括作者与他们的对话，诸如此类都属于文本内部潜在的对话，而这些对话性就体现在前文所论述的诸多矛盾和联系之中。跨文本间的对话在“三别”中体现更甚，新娘、老人和征夫的自我陈说不仅仅是自述，而更多地展现为对话交流，凸显了不同意识的交集和不同话语之间的对话性，杜甫则站在他们各自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地刻画他们在战乱情形下所遭遇的生存危机，如学者吕家乡所言：“这要经过反复地由此及彼的移情和渗透，终于豁然开朗地达到彼此合一的心态。”《新婚别》中新娘自陈：“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父母养我时，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归，鸡狗亦得将。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肠。”正是当时深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妇女的真实写照，并且新娘不愿离开丈夫，希望随军去，但经过理性思考后便觉不妥：“誓欲随君去，形势反苍黄。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妇人在军中，兵气恐不扬。”正是这几句一向被人诟病为不类妇孺之言，有作者为其代言的嫌疑。代言不假，但这种代言不仅仅是出自杜甫个人的意识，也是新娘真实的无奈心声：丈夫被强权征召入伍，这是不可撼动的现实，作为平民百姓，甚至还是地位低下的妇女，她无法与之抗争，丈夫此去即死别，但只要“努力事戎行”，仍有一线生还的可能，现实如此，怨恨于事无补，她满心无奈只好劝丈夫好好打仗，提早结束战乱，如有可能，争取平安归来。所以这几句诗是经过作者与真实人物的对话，并且参照该人物与其他人物之间的利益纠葛（即矛盾和联系，其中体现对话性），百般打磨而作出的“代言”，虽其必然有着作者本人的思想流露，但绝不能因此就否认了作品反映真实生活的可能性，与其单纯地指称是作者“为之代言”或是武断地认为诗歌完全照搬了现实，倒不如说作者以一种反映真实生活的对话形式展现了人物独特的生命体验。而作者创作时与众多人物进行的思想对话过程究竟如何，可请读者设想一个场景：在一家农户里，作为诗人也作为倾听者的杜甫与诗中的新婚夫妇、丧母壮丁、《石壕吏》中的老夫妇等，当然也包括几个小吏，他们围坐一旁，杜甫与他们分别交流，倾听他们诉说各自艰难的生活，在心中构思酝酿着“三吏”“三别”。这样一个场景或许能将这六首诗的对话性以一种虚构的方式形象地展示出来。

“三吏”“三别”因其多样的对话性，我们可以姑且借用巴赫金的理论称之为“复调性”诗歌，因为六首诗的内容绝不是单纯出自作者个人的意识，而是多意识之间的对话，通过对话将全诗的矛盾张力尽然展现出来。过去有激进的观点认为杜甫全然是为统治阶级代言，全作仅有作者一个人的意识在运作和对话。经过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显然是有问题的，杜甫把讽刺的焦点恰恰集中于统治阶层的腐化堕落与横征暴敛，其爪牙（吏）的迂腐蛮横直接地把这一点体现得淋漓尽致。杜甫把同情的目光洒在穷苦百姓的身上，但也要看到现实是复杂的：百姓生活水深火热、被大批地强征入伍、战死沙场是事实，安史叛军肆意妄为、扰乱民生，也是事实。杜甫只是把现实的这种复杂性展现了出来，简单地称之为“爱国主义”或是“忧国忧民”都不能描摹出“三吏”“三别”的意识形态和深刻意蕴。杜甫在诗中不直接加以言说的地方，才是该组诗真正内涵之所在，也是杜甫本人的思想显现处，而这正是通过诗歌的对话性体现出来的。

纵观杜甫一生，“安史之乱”对其创作生涯影响最为深刻。这场大动乱表面上以唐玄宗一人的纵情声色为代表，本质上反映了唐王朝整个官僚体系的腐化堕落。目睹了处在水深火热生活中的黎民苍生，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理想屡屡受挫，百姓的生计还得靠虽已日薄西山但仍拥有庞大官僚队伍和军事体系的唐王朝来挽救，杜甫深深地明白单凭自己的一腔孤愤并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寄希望于唐军击败叛军，重新迎来天下太平，如此才能最大化地保障百姓的基本生存，减少百姓蒙受的苦难。恰如他在《洗兵马》中所愿：“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长不用”，即是表达了这样一种迫切的期望。无论如何，战乱如同洪水猛兽，若不及时制止，必然导致民不聊生，所以杜甫只能寄希望于唐军。无论是《新安吏》中作者对男人的安慰之语还是“三别”中新娘与老人最终毅然支持抗敌的豪言，都是他真实的心理写照，亦是广大百姓的心之所愿。这不是所谓保守的爱国主义，更不是顽固的忠君思想，“三吏”“三别”中诸多不同人物话语（包括作者话语）的矛盾点及其交汇之处，方才显现出这组作品的深刻内涵，而这正是杜甫在诗歌字字句句中从未单独言说之处，需要读者将六首诗视作一个对话的场所才能体会。作者思想最核心的方面正是在对话中才显露出来，这个核心即儒家的民本思想。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仁”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杜诗风格“沉郁顿挫”，之所以如此地“低沉郁闷”和“深沉蕴藉”，正是杜甫作为儒士爱护天下苍生的沉重责任之外化，所以“沉郁”与“仁”密切相关，它蕴含着人类之爱，更具体地讲就是对百姓的关爱。百姓生活中最关心什么，儒士便顺其道而行之。“三吏”“三别”中杜甫始终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所谓对于统治者的“辩护陈词”，也是出于保护广大百姓基本生存、以战止战的无奈之举。而“三别”中三个不同身份的人物诉说，突出体现了百姓对亲人和家园的珍视，《垂老别》中“弃绝蓬室居，塌然摧肺肝”两句表现将要奔赴战场的老人辞别老妻，即使是“蓬室”，此刻也显得难分难舍，悲痛到肺肝俱裂；无亲则不成其为家，《无家别》末两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表现出母亲已死而未葬，又要赶赴前线的壮丁深感无家可归的苦痛；《新婚别》中“人事多错迕，与君永相望”，则是新娘无奈的誓言。

与亲人、家园的难舍难分也着重表现了百姓的厌战情绪，然而中华民族一向是家国同构的，无国则无家，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百姓并不反对为国奉献牺牲，他们担忧的是因兵役痛失至亲，国却仍然不复为国，家也因此更不复为家。“三吏”“三别”中百姓对兵役的怨恨却又渴望太平的矛盾心理，背后是对统治阶段的不信任，而这一点正是杜诗对家国矛盾关系的体现，既有着普遍性的意义，也是杜甫本人思想的矛盾之处。但无论如何，秉承着儒家民本思想的杜甫，向来都是站在百姓的角度思考的，他为百姓的矛盾而矛盾。总的来说，“三吏”“三别”体现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展现了矛盾斗争的多元性，这些复杂关系背后的“以民为本”的深刻意蕴更使得这部“诗史”誉满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