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西路军全军覆没 ，除了牺牲的大部分战士，还有被俘虏和失散的红军战士，她们有的壮烈牺牲，有的留在了当地，有的重新回归组织的怀抱......，每个人经历都令人唏嘘，下面节选几个幸存战士的经历大家感受一下。
西路军将士人人都有一个坎坷的故事，历尽酸辛的故事。熊秀英曾在兰州被公开张榜拍卖。
熊秀英是四川南江县人，1933年14岁在家乡参加少年先锋队、地方游击队，还参加过打土豪闹翻身。父亲是乡苏维埃主席，哥哥是农会委员。红军走后，父亲被敌人暗杀，哥哥远走他乡，母亲在悲惨中死去。她参加红军后，先分配在总供给部电台，扛机器拉电线，又到总医院四分院当护士，会宁会师后被编入妇女抗日先锋团。
西路军兵败祁连，她和一些失散红军在山里周旋。在牙根冷得发抖的日子，饥饿也压迫着肚子，随时还会和敌人遭遇。他们和敌人碰了个对面，无处可躲，抱着头从山上滚下来。大家走散了，她身边只剩下李文英。树上残剩着锈铁皮一般的零星枯叶，枯瑟瑟的枝叶在风中抖抖地颤栗着。在饥寒的肆虐中，她俩一路要饭向东而行。有次分头要饭，李文英再也没有回来。
她落脚在一对老农民的家中，白天藏在洋芋窖中。她拿出身上带的几块银元贴补老人家的生活，托老爷爷买套衣服，打算改换老百姓装束继续东去。
保长领着几个马家兵闯进来，说：“如今没事了，把人找出来送回原籍老家去吧!”未经世故的老奶奶信以为真，将保长领到地窖前喊话。她听说能回家，回延安，心里高兴，打了打绑腿，从地窖里走出来，被马家兵用绳捆了起来。老奶奶后悔不迭，难过得直擦眼泪。
她被押到古浪，又和集中起来的100多名红军被押往兰州。男的被送交拱星墩看押，女战士被押到东城壕附近的孤儿院。
孤儿院里有二十七八位女红军，圈在内院。晚上挤在土炕上，没有被褥没有炉火，冻得一夜夜不能入睡。吃的就更不用说了，早晨一碗散饭，临黑一个馒头。大家面容憔悴，有人病倒，也有人死去。
敌人借口收回伙食钱，减轻百姓负担，将这批红军女战士标价张榜拍卖。孤儿院外墙上贴出白纸黑字告示，告示上的每个人名下面，都标着籍贯、年龄、价钱。女战士被一个个生拉死扯地弄走了，情景悲惨。
兰州崔家崖一家富户用30块大洋买走了熊秀英，准备给身有残疾的儿子当老婆。熊秀英一进家门，全家人的饭食就由她操持。她从小离家，本不会炊事，更弄不成面食。崔家肆意奚落，改让她担水，劈柴，扫场院，干粗活。十六七岁的熊秀英，一天忙到黑，十分劳累。当她知道要被许配给驼背小儿子时，便打算逃出崔家。
她趁捡地皮菜之机，跑进南山。她碰到野狐，以为是狼，吓呆了，转身没命地跑。有人听到呼救声，呐喊吆喝起来。崔家的人也被惊动，赶到山上一看，是熊秀英。崔家人没好气地将她拖了回来，怒斥说：“再跑，喂了狼才好咧!”
崔家人知道留不住熊秀英，将她原价转卖给城里一个姓龚的卖菜人。姓龚的家穷，是借了高利贷买人的。愚昧的丈夫和婆母把还不清的阎王债归罪在她身上，每天不打则骂。她天不亮爬起来到烟厂去做工，直到日落西山才返回家，拼死拼活地苦干三年，还清了买身债。
兰州还有失散的红军姐妹，她渐渐和这些姐妹有了往来。姓龚的丈夫脾气太坏，她不堪忍受暴虐，决定离家出走，凭自己的双手吃碗省心饭。
她在一位红军姐妹家找到安身处。兰州有红军办事处的消息传到了她们耳中，她们顿觉一股暖流扑身，但由于她没有文化，不知八路军的正式名称是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有位姐妹去打听，竟然错找到国民党的军队里。
时光如流水，她离家几个月了。姐妹们两面相劝，她又回到了龚家。
解放的炮声震撼了高原省城兰州。解放军一支部队的指挥部就设在靠山根的熊秀英家附近。她欣喜若狂地去找部队，要求分配任务，为消灭马家军出力。她一刻不停地动手赶做大饼和饭菜，又冒着炮火和解放军战士一起，把食物一批批送到火线上。她激动地对战士们说：“同志们！吃饱吃好，好好消灭马匪军，为西路军的先烈们报仇啊!”
新中国成立了，熊秀英底层的人生也发光发亮了，她积极投身城市街道工作，成了积极分子，当选为妇女代表。她长期担任街道治安委员，发挥了自己的一分光一分热。
左秀英，四川省苍溪县人。由于家贫，她八九岁就随哥哥、姐姐一起上山放牛，打柴割草，十二三岁已独自承担了打柴的活计，每天要到离家五六里的山上打柴，然后担到集镇上卖。她15岁以前没穿过裤子，一块破布裹在前面，既是遮羞布又是围裙。红军经过她的家乡苍溪，听人说，红军里有女兵，当了女兵可以穿上裤子。她担着柴到集市上卖，集上熙熙攘攘，红军在那里驻扎，召开会议，书写标语，宣传革命道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红军。15岁的她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走进了红军队伍。她还没有来得及告诉家里，就被集中到一个大院里进行了简短的训话后，安排到卫生队当了一名卫生员。
红四方面军长征，一次行军途中，抬着伤员的民夫突然扔下担架，一头钻进密林深处逃走了。敌人追兵就在身后，情况紧急，身体瘦小的左秀英抬起了担架。伤员伤势过重，道路十分艰险，左秀英等人落在了后面。大家加快速度，翻过一座山头。由于连续行军，再加上吃不饱，左秀英眼前一黑，一头栽倒在地。危急之中，红军的一支后卫部队冲杀过来，救了她们。
西路军西征，左秀英在妇女独立团一营二连。部队在高台、临泽失利，她所在部队在张掖甘浚滩被打散，她和一些战友被俘。她们被关押在张掖大衙门韩起功的司令部，她天天观察周围情况，发现牢房里的一块石板是松动的。夜幕把张掖城笼罩起来，瞅准机会，她和几个战友抽出松动的石板，从只能跻身的裂缝中逃出。她逃到黑河附近再次被抓。这次她被押送西宁，遭受了非人的折磨和凌辱。她们被分给马家官兵做老婆，左秀英被管粮官强娶为小老婆。她不能生育，地位自然低下，经常遭受打骂和歧视。
左秀英嫁的管粮官因抗战开始上前线一去不回，她被休弃。她不得不改嫁，两个月后，因感情不和出走，给人家当佣人。1946年2月，她又和一个连长的勤务兵张占彪结婚，张是张掖人。6月的一天，她和张偷了一匹战马，逃回张掖。张以货郎为生，奔走于城乡之间，她在张的老家明永中南村务农。由于她不能生育，1949年7月又被张逐出家门，失去了立足之地，流浪到张掖城里。
左秀英在张掖东城门外的饭馆讨饭，饭馆的张老板将她收留让她打杂。张掖解放，常来饭馆的石作贤新中国成立前曾在张掖政府当警察，新中国成立后被遣回，给各饭馆卖醋。张老板觉得石的为人还行，将她介绍给石成了家。1951年土改时，她随石回到石的明永沤波村老家，以卖柴为生。
1958年，张掖地区对红军流落人员进行摸底登记，由于她身世复杂，又当过马家军官太太，因此她的红军身份得不到认可。1962年，政府又一次登记，可她任何证明都没有，又错过了机会。
1965年，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清查档案时，人们发现她的红军身份。甘浚的流落红军刘宗秀、小河的流落红军姬玉珍，出面为她作证，工作组又赴她的四川老家调查后，给她正式登记。她终于享受红军待遇。
她命运多舛，历经磨难，丧失生育能力，一生中多次嫁人却没有子女。她和丈夫石作贤领养了丈夫堂侄的遗孤，取名石正虎。有了小正虎，她似乎觉得有一股和煦的风、一股清冽的水穿过了心头，小正虎成为他俩全部的寄托和希望。
落实了政策，补发了红军补贴，她想回老家四川看看。1974年，她回到老家苍溪，家中亲人大都已经离世，只见到哥哥的几个儿女。
她的丈夫石作贤1982年去世，生活又陷入了窘境。她和孙子相依为命，共渡难关，已经60多岁的她还要下地耕种几亩庄稼。她把下地干活不叫吃苦，常说：“现在的苦算什么，比起长征时吃的苦、比起西路军西征时吃的苦要差远了，咬咬牙就过去了！”
孙玉清军长被杀害的噩耗传来，陈淑娥卧床数日，不进饮食。她想起那幼小的生命，那战火中留下的骨血，濒于死亡的心渐渐复苏过来。她的眼睛分明地亮了一下，随即，那点亮光又消失了，眨着忧虑和惆怅。
红四方面军前进剧团驻扎在西康的炉霍地区时，经常为驻在此地的红九军演出。每次演出前军首长都要热情欢迎，每次演出后军首长又要热情款待。那时，陈淑娥刚刚19岁，像一朵出岫的轻云，爱上了已经结婚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虎生生一条汉子。爱情的种子撒到她的心灵深处，终于发芽、开花、结果。
红九军兵殇古浪，孙军长负伤挂彩。前进剧团奉命前往慰问演出，可是还未赶到九军驻地就被数倍的敌人包围。陈淑娥带着身孕被俘，当天夜里被满脸大胡子的马家军前线步骑总指挥马元海糟蹋了。她想到了死，但是腹中的孩子躁动了。她心中凄惨，欲哭无泪。孙军长押到西宁这天，马家军为了显示“战绩”，曾让孙军长站在高台上，面对人群。陈淑娥也被驱赶着站在人群之中，远远望着孙军长。孙军长泰然处之，神情自若。陈淑娥泪如雨下，心如刀割。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军长。
在马步芳的“新剧团”里，她的身孕慢慢大了。为了让孩子顺利出生，经过好心人的周旋，马步芳参谋处的参谋牟文斌把她接到家里分娩，生下个男孩子，牟参谋十分高兴，将她母子收养在家中。孩子还不满月，她又被马步芳要回到“新剧团”。马元海点名要她当小老婆。每天，泪水冲洗着她呆滞木然的面孔。
一天，天黑下来，她悄悄溜出二门，又侧身从大门缝中轻轻挤了出去。游荡的风像一把长鞭，抽打着生命微小的野花，凋谢的花瓣在寒风中孤独地纷飞，飘舞。她朝着一位四川同乡家中飞奔而去，想先藏下身来，然后接出孩子逃离青海，远走高飞。同乡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将她转移到更僻静的好友家去。不巧，这家人外出，他们只好折返回来。她本来身体虚弱，这么来回奔跑，加上紧张担心，刚迈进院门就一头栽倒在地。同乡一家慌忙将她抬到草房中，用干草掩藏起来，先设法给她治病，调养身体。
马元海派兵在各个路口设卡堵截，四处张贴告示悬赏缉拿。马元海怀疑这是和牟参谋串通好的，就派人到牟家把孩子夺了过来，把牟参谋五花大绑，押到城内大街小巷寻找陈淑娥。陈淑娥不愿连累别人，更担心孩子的安全，便主动离开同乡家，向大街上走去，碰上被押解着找她的牟参谋。牟参谋埋怨地说：“你怎么能逃得出去？这一下孩子在我那儿也待不成了，真可惜!”
她被押回马元海家关了起来。孩子无人照看，放声嚎哭。哭声撕裂着她的心。
马元海狡猾地说：“孩子不准留在身边，也不准过问去向。只要安心待在我这儿，孩子就不会有危险。如果再跑，就别怪我无情!”
孩子被送到贵德县的刘副官家中，童年像青杏子一般酸涩。究竟不是跟着自己的亲人，六七岁了还穿不上裤子。冬天蹲在炕上，或者在阳光充足的中午蹲在那被太阳照得白晃晃的墙根底下；夏天爬在河边，远望晶莹的雪山。吮着凄冷的风长大的孩子经得起风雪，孩子身体很壮实，每天无忧无虑地四处欢跑。
她暗暗打听到孩子的下落，远远地一动不动地望着孩子，睁大的眼睛里泪水冰晶般地凝结着。她多想亲近孩子，可是不能呀，万万不能，一旦被马家发现，就连这样看看孩子的机会也会永远失去的。
马元海有个远房侄子，是个厚道的庄稼人，侄媳也有个好心肠。一次，侄媳妇来公馆邀请她到家里做客。她去时，先到的红军姐妹正在说笑。这些红军姐妹，失散在这一带，难得有这样相聚的机会。不一会儿，侄媳妇领着孩子进来，指着坐在炕沿上的女红军们，向孩子发问道：“好好看看，坐在一起的这几个姨姨，谁是你的亲妈妈?”
孩子瞪大眼睛，用手直指陈淑娥，稚气地说：“是她，她是我的亲妈妈!”
“妈妈”两字，催得陈淑娥泪水涌流，嘴唇哆嗦。她紧紧咬住舌头，好不容易才憋住没有哭出声来。
她一把拉过孩子，抚摸着，眼泪直往下掉！她多么想说：“孩子，我是你的妈，我就是你的亲妈呀!”她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双手捂住脸冲出了房
她要设法照顾一下孩子，尽一点妈妈的责任。可是，严酷的现实把她这一点愿望也给粉碎了。冬天，孩子没有过冬的棉衣，一位嫁给商人的红军姐妹给孩子做了一件衣服。新衣引起了周围人的注目，消息传到马元海那里。马元海勃然大怒：“这个共产娃的消息到底走漏了!”他把商人抓来，扒掉衣服痛打一顿，整整打掉了背上一层皮。
凄风苦雨的10年过去了。马元海年事渐高，将陈淑娥逐出了家门。她流落到兰州，给别人当女佣，做针线。
新中国成立了，她回到四川平昌老家。土改为穷苦人带来欢乐，也促动了她对孩子的怀念。她告别乡亲，长途跋涉回到了兰州。
孩子参军时是1950年正月，还不满13周岁，第二年就到朝鲜去了。1955年孩子回青海探望养父养母，贵德的流落红军告诉他：“你的亲妈在兰州，赶快去找呀!”
一天，陈淑娥正在一位老红军姐妹家串门，张罗着蒸包子。她收养的一个小女孩飞跑来：“妈，快回去！家里来了一位解放军。”
“解放军?”陈淑娥疑惑地问，“你是不是看错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的叔叔?”
“不是派出所的叔叔，帽子不一样，是大盖帽。妈，快回吧!”
红军老伙伴说：“你先别忙走，包包子吧！我替你去看看。”不一会儿，老伙伴连跑带喊地回来了：“快，快回去！是你儿子从青海找你来了!”
她扔下手中的包子，发疯似的往家里跑去。推开门，一个虎虎实实的青年军人站在面前。
她浑身颤抖着、哽咽着：“儿子……儿子……我的儿子!”她的心儿被热血与激情冲得颤动了，流下了止不住的泪水。多少年的含辛茹苦，多少年的忍辱负重，被泪水冲刷得干干净净……
-- 文章节选自《西路军·生死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