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有谷歌、中国有电动车巨头，欧洲靠 “空客模式” 能追上？

化肥、人工智能、微芯片、疫苗等看似不相关的行业，在欧洲政客眼中却有一个共同的破局密码 ——打造行业版的空中客车。

这种策略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成功案例：通过整合欧洲各国航空企业，空中客车从零起步，最终在全球市场击败波音。

如今，这一模式被寄予厚望，被视为对抗谷歌、英伟达、SpaceX等科技巨头和中国汽车制造商的 “灵丹妙药”。

空中客车的成功不仅在于规模整合，更在于其政企协同的独特治理结构。

作为法德西三国政府参股的企业，空客在保持商业独立性的同时，能够调动欧洲各国资源实现技术突破。这种模式被欧洲政客视为 “战略自主权” 的核心，即通过国家力量推动关键产业升级，减少对全球供应链的依赖。

例如，空客正联合泰雷兹、莱昂纳多等企业，计划合并卫星发射业务，打造 “卫星界的空客”，以抗衡美国SpaceX的 “星链” 项目。

尽管空中客车模式被反复提及，但欧洲工业的现实困境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企业割据与监管壁垒成为欧洲打造 “行业冠军” 的最大障碍。

欧盟占全球经济的六分之一，却无一家企业跻身全球市值前20强，这一尴尬局面折射出欧洲企业的分散现状。德国西门子与法国阿尔斯通曾试图合并铁路业务，却因欧盟反垄断规则被否决；类似地，欧盟对微软、苹果等科技巨头的严格监管，也暴露出其在鼓励本土整合与维护市场竞争之间的矛盾。

这种分裂源于历史遗留问题：欧洲各国长期保留本土能源、电信、汽车等行业巨头，跨境业务因单一市场不完整而困难重重。

例如，欧洲防务企业仍各自为战，德国莱茵金属与法国奈克斯特在坦克制造领域的竞争，导致欧洲难以形成像美国洛克希德・马丁那样的军工复合体。即便部分企业尝试合作，如标致与菲亚特合并为Stellantis，其协同效应也受制于各国政府的干预。

面对中美竞争压力，欧洲正悄然转向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这种转变始于英国脱欧后自由派声音的消失，叠加疫情、俄乌战争等危机，最终催生了 “战略自主权” 的政治共识。

欧盟不仅为电池、微芯片等行业提供数十亿美元补贴，还通过关税和碳税筑起贸易壁垒，例如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对进口商品征收碳边境调节税。

这种政策转向的典型案例是欧盟军工产业的整合。在俄乌冲突推动下，欧盟计划将50%的军事采购留给本土企业，并拨款1500亿欧元支持联合防务项目。

莱茵金属公司通过政府支持，计划将炮弹年产量提升至110万发，并联合莱昂纳多开发新型坦克，试图复制MBDA导弹集团的成功模式。

与此同时，空客等企业正游说政府批准卫星发射业务合并，试图在近地轨道市场分一杯羹。

然而，空中客车模式在21世纪的科技领域面临结构性挑战。喷气式飞机行业的高固定成本和稳定需求，使其适合规模整合，但人工智能、云计算等领域的技术迭代速度远超预期。

例如，欧盟支持的 “电池界的空客” Northvolt因技术路线失误破产，“云计算界的空客” Gaia-X也未能撼动亚马逊、微软的地位。

更深层的矛盾在于国家主义与市场规律的冲突。欧洲政客希望通过企业合并打造 “战略工具”，但企业的创新活力可能因此被削弱。

空客CEO纪尧姆・福里坦言，欧洲需要合作而非对抗，但现实是，欧盟的补贴政策往往流向低效企业，而真正的创新可能来自中小企业。

此外，欧洲各国债务高企，德国以外的国家难以持续为产业政策输血，最终可能陷入 “保护主义陷阱”，让消费者承担高昂成本。

欧洲试图通过 “空中客车模式” 重建工业霸权，却在保护主义与创新活力、国家干预与市场自由之间陷入两难。从军工到科技，从合并到补贴，欧洲的产业政策正在重塑全球竞争格局，但历史经验表明，真正的产业领袖往往诞生于开放市场，而非政府规划。

当欧洲政客热衷于剪彩新工厂时，或许更应思考：如何在战略自主与全球合作之间找到平衡，这才是空中客车神话留给后世的真正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