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慧儒 | “骂育”

葛茨·冯·贝尔利兴根是16世纪著名的德意志贵族、帝国骑士、佣兵，以及诗人。歌德以葛茨的自传为基础，于1773年发表了剧作《铁拳骑士葛茨·冯·贝尔利兴根》。

中国古代讲究诗教、礼教，为人要知书达礼，温柔敦厚，社会要安分安定，风俗淳朴。到了民国，留过洋、研究过康德与席勒思想的蔡元培又提出“美育”，以填补国人因现代思潮冲击骤然出现的形而上空白。至于这两千多年国粹的“教”和一百多年西风东渐的“育”业绩如何，笔者未曾详考，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但依自己涉世不深的经验论，却是另有成效卓著者——这便是“骂育”。

“骂”之为物，也是发乎情，只是在一般人印象中，并不止乎礼罢了。虽说“怒不至詈”，但远古时，礼似乎也没后来那么狭隘死板，比如，官方采风求诗以知民情，就采回了不少骂声，像《相鼠》《巷伯》《硕鼠》不只是带刺，可以说是夹枪带棒了。朝廷非但不予追究，反让咏唱传颂。其实，朝中创作的《雅》也大有《荡》《瞻卬》之类不太入耳的声音。孔子删诗，居然把这些都保留了下来，还给门徒当教材用。他大大方方说，诗是“可以怨”的，就是说，可以抒发愤懑，可以怼。显然，他不认为这与礼有什么违和。屈原《离骚》有一关键处，也有他阿姊“申申其詈予”的辞句，这里的“詈”旨在教诲，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关切。

骂既然入得了风骚之堂，在市井生活中更是寻常见了。私密如在家庭，当众如在街巷，高居庙堂，远处江湖，凡有人之处，便少不了骂声。世间数不清的个人恩怨，家仇国恨，为骂提供了不竭的素材和情绪基础，数千年发酵积淀下来，连持有“金不换”大笔的鲁迅，也惊叹起中国詈骂文化的“博大且精微”来，似乎不搬出庄子“犹河汉之无极也”不足以形容其浩瀚。

作为此等重要的话题，骂关涉天下大小事的曲折是非，负有扬善惩恶的重大责任。至少从骂者看来，所骂的都是该骂的，该骂的都是恶的，有害的，或危害社会，或瓦解道德，或败坏民俗，而骂，即使不能根绝祸害，也可以奋力抵御，抑制其流风影响。如此看来，骂简直就是激浊扬清、移风易俗的文明利器了。

细想想，国人心灵深处一些根深蒂固的观念，与骂确实不无瓜葛。以国人所重的祖宗崇拜为例：多数人首次强烈意识到自己的“十八代祖宗”，恐怕就与脏字“操”的语境分不大开；意识到自己在家族的传承繁衍义务，往往是在听到“断子绝孙”的恶意提醒之后。骂的一个基本向度就是直指人们心目中神圣不可犯的东西。作为毁像运动，骂变相做着启蒙工作，以折辱的方式，让对方牢牢铭记自己与那些被亵辱、被诋毁者脱不了的干系。不管本意如何，骂客观上在强化祖宗崇拜中隐含的血缘门第观念与精神归属感。骂的另一个向度是排除对方作为（正常）人的基本属性：不是人养的呀，什么玩意儿呀，畜生呀，王八蛋呀，垃圾呀，人渣呀，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呀，不一而足。这种排除法直接否认了被骂对象做人的身份乃至资格，但从反面看，却正凸显出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最低道德标准。

对照一下中外文学，不难发现，就滋生詈词骂语而言，华土之肥沃远胜殊方异国。这里草木葱茏，花艳葩奇。至于骂法，可谓林林总总，形形色色，其想象力之诡异，力比多之膨胀，分贝之高，节律之精妙，内容之酣畅淋漓，即使不冠绝宇宙，最起码也独领风骚于世界文坛。

欧洲文学史上开了骂文化先河的名场面，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阿基琉斯怒斥阿伽门农，骂的不过是“无耻贪婪的狗东西”。而德国最有名的詈语，《葛茨·封·贝尔利兴根》中的“告诉他，他可以舔我屁股”已是非常惊世骇俗了，以至于作者歌德怕犯众怒，再版时作了修改。两百多年间，人们羞于明言，而委婉称其为“葛茨引语”或“施瓦本问候”。即使上世纪八十年代，西方人早经历过所谓裸体运动，甚至性革命了，可汉堡版权威校勘本歌德文集里，还白纸黑字赫然印着：“告诉他，他可以□我的□□”。

相较而言，中国古典小说没那么多禁忌和讲究，想骂就骂他个痛痛快快，骂他个够。《三国演义》里叫骂算是少的，毕竟小说人物差不多都是有点身份的。即便如此，“匹夫”“贼”等字眼，随处可见。有人统计，全书骂的频率有六七百次之多，平均每回竟有五六次。好几回的回目开宗明义就是写骂，如“董卓叱丁原”啦、“祢正平裸衣骂贼”啦、“武乡侯骂死王朗”啦，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吉平痛骂曹操竟要被割掉舌头！至于书中颇有创意的骂人话，如“三姓家奴”“冢中枯骨”“赘阉遗丑”，不仅给中华骂文化添了重彩，也大大开了后人詈骂想象的思路。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明刊本。

骂得最多，也最接地气的，恐怕非《金瓶梅》莫属了。在这本誉为“晚明骂语詈词百科全书”里，以骂标回目的比《三国演义》多了去了。在兰陵笑笑生笔下，骂不再是贴个“匹夫”之类的普适小标签，而是量体裁衣，因事制宜。有了上下文的烘托反衬，骂更显得鲜活生猛，激情四溅。《金瓶梅》里的骂有强有弱，忽明忽暗，时俗时雅，或正或反，嗓门和分寸，也都拿捏得很准。像“你这王八砍了头是个债桩”，如此夸张而又精准的骂法，才高哪怕如曹子建者，也不一定写得出来。在《金瓶梅》中，詈词不再是某种显眼甚至扎眼的异物，而是融入文本肌理的有机体，话里有骂，骂里有话，小说里的骂不局限于叱责诅咒，而延展到了日常沟通，往往还用以宣示朋友间交之深、谊之厚呢，更不用说男女私昵时打情骂俏、挑逗性欲了。《金瓶梅》要是剔净了所有詈骂，不仅篇幅会急剧缩减，小说本身也会大大失色，恐怕会变成烟花燃放后空空如也的烟花壳子。

我小时候，《金瓶梅》之类书不是用来读的，是用火烧的，尽管如此，人们却也没有痛失接受骂育之机。在炮打司令部的隆隆声中入的学，我们红小兵的大使命，无非是认识到自己苦（阶级苦）大仇（民族恨）深，要拿起笔做刀枪，献身革命。那时没有、也不需要课本，上课除了背语录，就是读报纸。至于学习要点，如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灵魂深处的革命，全都忘了，反倒是一些富有感性色彩的只言片语，鳞片般死死嵌在记忆的某些犄角旮旯，那便是火烧谁呀，油炸谁呀，让谁他妈的见鬼去呀，把谁扫进了历史垃圾堆呀。近日翻览旧报，首先印入眼帘的，竟是这么一句逻辑与修辞如此稔熟却又无限陌生的话：“这些，原来都只是地主阶级内部一些大狗、小狗、饱狗、饿狗之间的矛盾表现，在历史上并不占什么重要的位置，到今天更是不值人们一顾的僵尸！”有学者找出当年权威媒体上有代表性的十篇文章，发现“牛鬼蛇神”“一小撮”“混蛋”“放屁”“砸烂狗头”等词汇出现之多，竟达73次，平均每 323个字就要耐不住骂上一声。

古书的诲淫诲盗诲权谋也好，新社会报刊的诲斗争诲革命也罢，白云苍狗，古今沧桑；一成不变的是诲骂，从《诗经》国风迤逦而来，直到国骂“三字经”仍未达于止境，眼下似乎又辗转到虚拟空间作逍遥游了。风闻近有专家跳出来为詈骂这传统悠久、开枝散叶的文化大观正名加持。有人论证说，骂会“伸张正义、指引正道”；有人推导出，骂会“强化社会规范的功能”。看架势，这传统还要承续下去。只是我自己变了，变得听不太进去这些了。自从人们歇斯底里要火烧油炸、诅咒永世不得翻身之人被不动声色平反后，早已成年的我算是补上了骂的最后一课。如果说，骂对我有所教诲的话，那就是它使我明白，现实有时不过是个戏台罢了——而自己是一名观众，不是演员：不必跟着骂。

刘慧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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