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沙鸥 学术评论
沙鸥（安徽省文史研究馆） 李白作为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其生平足迹与创作地理始终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其中，关于李白与“龙山”的关系，涉及诗人晚年居所、墓葬变迁以及诗歌意象的多重维度，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研究价值。本文将从历史地理学与文学阐释的双重视角，系统考察李白诗中的“龙山”地理实指、诗人与“龙山”的生活关联、“龙山”意象的文学表现，以及这一地理符号在李白生命史中的特殊意义。通过梳理相关历史文献、地方志记载与李白诗文作品，结合当代学者的研究成果，力图还原李白与“龙山”的真实关系，揭示这一地理空间如何参与形塑了诗人的精神世界与艺术创造，从而为理解李白的生命历程与文学成就提供一个新的观察维度。“龙山”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 关于李白诗中所提及的“龙山”具体地理位置，历来注家多有争议，如王辉斌在其《李白诗中“龙山”考》一文，就持否定态度，王辉斌教授在《李白诗中“龙山”考》一文中，对李白诗作中提到的“龙山”进行了详细的历史地理考证与文学分析，否定了传统意义上“当涂说”，通过文献考据指出，当涂“龙山”之名始于宋代，而李白所处唐代并无此称，故李白笔下的“龙山”并非此地。提出“湖北江陵说”，结合李白生平行迹与诗歌创作背景，王辉斌认为诗中的“龙山”应指湖北江陵（今荆州）的“龙山”。通过梳理《九日龙山饮》《九月十日即事》等诗的创作时间与地点，王辉斌认为这些诗并非李白晚年居当涂时所作，而是其早年游历江陵期间的作品。诗中“龙山”意象的悲秋、落寞情感，与李白青年时期仕途失意、漂泊荆楚的心境相符。并将“孟嘉落帽”典故原发地改为江陵“龙山”，而非后世附会的当涂。这一观点一出，便遭到了李子龙、杭宏秋、张才良、郁贤皓几位学者的反对。 如李《记》认为：王辉斌《再谈李白（九日“龙山”饮）》则坚持孟嘉落帽和李白九日饮酒的“龙山”均在江陵。需要指出，王辉斌虽然读了《孟府君传》一文，但他可能没有读完，因为此文后面明明写着：“（孟嘉）在朝......尝会神情独得，便超然命驾，径之‘龙山’，顾景酣宴，造夕乃归。”故而，在朝（今南京）能够兴起即往，傍晚便归的“龙山”，必在当涂，而不可能在江陵。 杭宏秋聚焦李白诗作中反复出现的“龙山”意象，通过文史互证与地理考辨，系统梳理了“龙山”在唐代的行政区划归属及其文化意涵。以三重维度展开考证：其一，钩沉《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等地理总志，论证唐代当涂县确有“龙山”实体存在；其二，结合李白晚年寓居当涂的行迹及诗作编年，指出“九日龙山饮”等诗与诗人晚年活动轨迹高度契合；其三，通过比对李白其他山水诗中的地理书写范式，揭示“龙山”在诗境建构中兼具现实地标与精神象征的双重功能。作者特别辨析了鲍照《芜城赋》“龙岫”典故对李白的影响，强调当涂“龙山”因邻近采石矶、牛渚等长江胜迹，构成诗人晚年重要的精神地标。确认李白诗中的“龙山”特指当涂县西北十里之“龙山”，纠正了将江陵“龙山”混为一谈的误读。 张才良则围绕唐代诗人笔下“龙山”饮典故的地理归属问题，针对王辉斌提出的“湖北江陵说”展开学术对话。文章从历史地理考证与文学文本细读双重维度，梳理了“龙山”意象自东晋桓温宴集至唐代诗歌的演变脉络，指出王辉斌依据《元和郡县图志》论证当涂“龙山”的局限性。作者通过考辨《晋书·孟嘉传》原始记载，结合《太平寰宇记》《舆地纪胜》等宋元方志，论证桓温宴集所在的当涂“龙山”说更符合历史情境。
这对这一些例的反对意见，王辉斌又再次以《再谈“九日龙山饮”》《三谈“九日龙山饮”——与郁贤皓李子龙二文商榷》的文章加以反驳。一直以来争执不下。 但主流观点认为其位于今安徽省当涂县境内，与青山对峙而立。这一认知可追溯至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该书卷二八明确记载了当涂“龙山”的方位，成为后世地理志书如《通典》、《太平寰宇记》、《宁国府志》、《太平府志》、《九城志》、《大清一统志》等的重要依据。这些历史地理文献共同构建了“龙山”作为当涂县重要地标的认知传统，也为李白诗歌中的“龙山”提供了地理参照。 当涂“龙山”地处长江下游南岸，属皖南丘陵地带，山势虽不甚高峻，但因其濒临长江、视野开阔，加之周边水系纵横，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在唐代，这一地区已是江南文化的重要节点，不仅交通便利，且人文积淀深厚，吸引了众多文人墨客驻足流连。李白晚年选择在此定居，既与其地理位置有关，也与其文化氛围相契合。值得注意的是，当涂“龙山”与附近的青山共同构成了一个文化地理单元——青山因南朝著名诗人谢朓曾在此读书而具有特殊的文化象征意义，李白对谢朓一直怀有深厚敬仰之情，这种文化吸引力可能是诗人选择这一区域的重要因素。 李昌志在其研究中详细探讨了李白墓葬的变迁历史，主要依据历史文献和地方志记载，梳理了李白墓从初葬到迁葬的过程及其背后的原因。 他依据唐代文人刘全白所撰《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等早期文献，认为李白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年）病逝于当涂（今安徽马鞍山市当涂县）。其生前好友李阳冰（时任当涂县令）将其初葬于当涂县南的“龙山”。 李白晚年贫困潦倒，死后墓葬较为简陋。约50年后（唐宪宗元和年间），李白生前友人范传正（曾任宣歙观察使）寻访其后裔，得知李白生前仰慕谢朓，故希望与其为邻的遗愿是葬于“青山”。 李昌志指出，范传正主导了迁墓事宜，并撰写了《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记录了迁葬过程。这一事件反映了后世对李白文化地位的重视。 范传正碑文明确提到“（李白）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卒后）权殡于“龙山”东麓。后迁于青山之阳。”这是不容置疑的事实 李昌志通过梳理历史文献，结合地方志和碑刻资料，系统还原了李白墓葬从“龙山”初葬到青山迁葬的变迁过程，并分析了其背后的文化意义。这一变迁不仅体现了李白个人遗愿的达成，也反映了后世对其文学地位的尊崇与纪念。 墓葬变迁的历史细节进一步印证了“龙山”与李白的密切关联。据唐人刘全白于贞元六年撰写的《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其云：“有子名伯禽。偶游至此，遂以疾终，因葬于此。”以及唐人范传正于元和十二撰写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序中引用了李白孙女二人的话：“先祖志在青山，遗言宅兆。顷属多故，殡于“龙山”东麓，地近而非本意。坟高三尺，日益摧圯，力且不及，知如之何？”于是传正委当涂县令诸葛纵“躬相地形，卜新宅于青山之阳，以元和十二年正月二十三日迁神于此。” 这一迁葬事件不仅反映了李白生前的文化认同，也揭示了“龙山”与青山在李白生命记忆中的不同意义——前者可能是现实生活中的居停之所，后者则代表着其精神追求的理想境地。 从地方志的记载来看，当涂“龙山”在唐代已是当地名胜，常有文人雅集。李白《九日龙山饮》诗中“九日龙山饮，黄花笑逐臣”的描写，既是对实际地理场景的呈现，也暗含了历史文化的积淀。诗中的“落帽”典故源自东晋名士孟嘉于“龙山”宴会时帽子被风吹落仍从容不迫的轶事，李白借此既表达了对魏晋风度的追慕，也抒发了自己作为“逐臣”的复杂心境。这种将个人情感与地理空间、历史典故相融合的创作手法，正是李白诗歌艺术的典型特征，也使“龙山”这一地理符号获得了丰富的文化意蕴。 综合历史地理文献与李白诗文可知，当涂“龙山”不仅是诗人晚年的实际居住地和初葬地，更是其诗歌创作的重要灵感来源和文化符号。通过对“龙山”地理位置与历史沿革的考察，我们得以窥见李白晚年生活的一个侧面，以及地理空间如何参与形塑了诗人的精神世界与艺术表达。 至于王辉斌的论断，仅仅代表学者的个人观点。虽举例《晋书》孟嘉传有记“孟嘉落帽”一事，但并未指明其具体地点。他认为“当涂‘龙山’之名始于宋代”，也自相矛盾，唐代李吉甫所著《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八明确记载了当涂“龙山”的方位，说明当涂“龙山”在唐代早有成说。况且唐代地理学家、学者李吉甫距李白逝世也并不久远，可以代表唐代当时对“孟嘉落帽”典故属地“龙山”方位的认知，加上李白对姑熟的热爱，多年生活在姑熟，想必也不会无知到“孟嘉落帽”的典故发生在何地毫无知晓得地步。当然李白也并没有对“孟嘉落帽”典故属地进行过考证。至唐以来，也未有学者对“孟嘉落帽”典故属地问题提出质疑。故在唐代，对“孟嘉落帽”典故属地“龙山”认知，应是一致的。退一万步说，即使王辉斌的推断“孟嘉落帽”典故属地不在“龙山”是正确的，也不能取代李白当时对“龙山”方位的认知，更无法取代李白在当涂“龙山”所作的两首诗作的事实。李白与“龙山”的生平关联 李白与当涂“龙山”的关系贯穿了诗人生命的最后阶段，呈现出从暂居到长住、从生活场所到精神归宿的演变轨迹。据现有史料和诗文考证，李白晚年多次往来于当涂一带，最终选择在“龙山”附近定居，这一选择既有现实生活的考量，也蕴含着深刻的文化心理因素。梳理李白与“龙山”的生平关联，不仅能够还原诗人晚年生活状况，更能揭示其精神世界的复杂面向。 从李白晚年行踪的考证显示，李白与当涂地区的联系可追溯至其较早期的人生阶段，但深度关联则形成于“安史之乱”后的漂泊岁月。经历政治上的重大挫折——因永王李璘案被流放夜郎后，李白虽中途遇赦，但仕途理想已彻底破灭，身心俱疲的诗人开始寻求一个相对安定的栖身之所。当涂因其地理位置优越（靠近长江水道，交通便利）、自然环境优美，且远离政治中心，成为李白的理想选择。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记载了李白晚年状况：“晚岁，渡牛渚矶，至姑熟，悦谢家青山，有终焉之志。”这段文字揭示了李白被青山（谢朓曾居地）所吸引的心理动因，而“龙山”作为与青山对峙的地理存在，自然成为其实际居住的合理选择。 李白在“龙山”的日常生活状况虽无直接详细记载，但透过其诗文和相关史料可窥见一斑。诗人此时已步入老年，经济状况不容乐观，主要依靠地方官员和友人接济度日。“龙山”相对宁静的环境为李白提供了整理诗作、反思人生的空间。李阳冰《草堂集序》提到，李白晚年曾“疾亟，枕上授简，俾予为序”，这一场景很可能就发生在“龙山”居所。作为李白临终托付诗文集的族叔，李阳冰时任当涂县令，他的庇护对李白晚年生活至关重要。可以想象，“龙山”时期的李白虽不复壮年时的豪迈不羁，但仍保持着旺盛的创作力，将人生感悟与地方风物融入诗作，《九日龙山饮》正是这一阶段的代表作。
家族因素也在李白选择“龙山”定居中扮演了角色。李白一生经历两次婚姻，先入赘许圉师家，后与宗氏结合，育有一子伯禽。然而，由于长期漂泊和政治挫折，李白未能为子女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导致家族衰落。 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并序》中说李白二孙女“皆编户甿也。”“编户”即编入户籍的民。“甿”，《周礼·地官·遂人》注：“变民为甿，异外内也”；亦同“氓”。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壮部》：“自彼来此之民曰氓，从民从亡，会意。”若照此解，则李白二孙女徙乡嫁于农夫后，成为流亡之民。又《战国策·秦一》：“不忧民氓。”高诱注：“野民曰氓。”依照此解，则李白二孙女未嫁之前已沦为草野之民。 李白孙女二人沦为草野之民的直接原因，她们自己也说是“有兄不相保，为天下之穷人。”即是说，她们社会身份的变化，在经历了父死之后的第一次沉沦而成为“民”之后，又因其兄出游不归而再次沉沦为无田、无桑的草野之民。既然其孙女已沦为“孤穷既失身于下俚”的境况，无力改变自身命运。这种家族困境可能促使李白在晚年更加重视身后之事，选择“龙山”作为终老之地，既出于现实考虑（如靠近当涂县令李阳冰），也暗含了对谢朓遗迹的青山文化传承的关切，以及对诗歌传统的延续。同时折射出李白其晚年在“龙山”的生活状态以及心态的复杂性。
《九日龙山饮》是唐代诗人李白，以重阳节登高饮酒为背景，通过简练的笔触展现了诗人超脱世俗、寄情山水的情怀。 此诗作于李白晚年，诗人因政治失意（曾因参与永王李璘幕府被流放夜郎）而放浪山水之间。诗中“龙山”指安徽当涂的“龙山”（李白晚年居当涂），重阳节登高饮酒的习俗与诗人洒脱不羁的个性结合，形成独特的诗意空间。 首句“黄花笑逐臣”中，“逐臣”暗指诗人被贬谪的经历，“笑”字以拟人手法赋予菊花以人性，表面是自嘲被命运捉弄，实则表现诗人面对政治失意的自嘲与豁达，也流露出难以完全释怀的苦涩。“龙山”时期的李白，虽远离权力中心，但并未完全放弃对社会的关注；虽自称“逐臣”，但仍保持着诗人的尊严与创造力。这种矛盾心态恰是李白人格魅力的体现，也使他的“龙山”诗作超越了简单的山水描写，融入了深沉的生命体验。裴敬在李白去世八十年后拜谒其墓时，听当地人说李白的孙女已有五六年未扫墓，可能也已去世。这一细节暗示了李白直系后代的命运，也反衬出诗人在“龙山”留下的文化遗产比血缘传承更为持久。 李白常以酒入诗，此诗中“醉看”“舞爱”等动作描写，展现了他以醉酒消解现实的苦闷，追求精神自由的姿态。 “风落帽”暗用东晋名士孟嘉的典故（《晋书》载，孟嘉重阳宴饮时帽被风吹落而不觉，从容应对）。李白借此自比名士风度，暗示自己虽处困境却保有傲骨。 “月留人”呼应李白其他诗作（如“举杯邀明月”），将明月拟为知己，体现诗人对自然的热爱与孤独中的自适。 “黄花”（秋菊）象征孤高，与“逐臣”形成对照，强化了诗人疏离世俗的形象。“醉”与“舞”的动态意象，与“月”的静谧结合，构成动静交织的画面，凸显诗人放浪形骸的豪情。 全诗仅四句二十字，却通过典故、意象的叠加，将个人遭遇、历史隐喻与自然之景融为一体。 表面写重阳宴饮之乐，实则暗含身世飘零之悲，形成“以乐写哀”的张力。从表层上看，重阳登高、饮酒赏菊是李白的闲适。从深层上看，反应了李白政治失意的苦闷与自我开解的超脱。而终极指向的是对自由人格的坚守与对自然的皈依。 《九日龙山饮》是李白晚年诗风的典型代表，既有“诗仙”的豪放飘逸，又隐含沉郁顿挫的生命体验。诗中通过典故、意象的巧妙运用，将个人命运与历史、自然相勾连，展现了中国古代士大夫在仕隐矛盾中寻求精神超越的永恒主题。其艺术魅力在于以简驭繁，将深刻的哲思与洒脱的诗意完美融合。《九日龙山饮》作为李白直接以“龙山”为标题的诗歌，是探究诗人与“龙山”关系最为核心的文本依据。这首五言绝句虽篇幅短小，却凝聚了李白晚年复杂的人生体验和艺术造诣，通过对其文学表现手法、情感内涵及文化典故的解析，可以深入理解“龙山”在李白诗歌创作中的特殊意义。 李白晚年与“龙山”相关的重要事件时间节点，如约761年，李白定居当涂“龙山”附近 ， 762年，李白去世，初葬“龙山”，817年，李白墓由“龙山”迁葬青山，843年，裴敬拜谒李白墓，得知其孙女已多年未扫墓 ，我们可以看到一位伟大诗人在生命最后阶段的生存状态与精神世界。“龙山”不仅是李白地理上的栖身之所，更是其心灵暂得安顿的象征。诗人于此创作的诗歌，既记录了个人情感，也赋予了这一地理空间特殊的文化意义，使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富含多重意蕴的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