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学文《龙凤歌》：一唱三叹的命运之歌

在当代文学的版图上，北方乡村始终是一个充满张力的书写场域。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胡学文的长篇小说《龙凤歌》以豆庄为地理坐标，以马家和朱家四代人的命运变迁为主线，构建出一幅波澜壮阔的乡土画卷。这部作品延续了作者一贯的现实主义笔触，又在历史纵深感与人性复杂性的交织中，展现出独特的叙事魅力。正如书中所言：“人在命运面前如此无力，那么反抗的意义何在？”这一叩问贯穿全篇，成为照亮文本的精神内核。

●马秋月的精神突围

从《有生》中国式“百年孤独”的历史书写，到《龙凤歌》充满梦幻与浪漫的平民现实主义，作家胡学文一直保持着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为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谱系涂上了瑰丽色彩。

长篇小说《龙凤歌》以北方县域乡村为背景，讲述了马家和朱家几代人的身世命运与人生悲欢，艺术化地呈现人们在时代之河漂泊之中做出的种种选择。重点讲述朱灯和朱红这一对龙凤胎的人生故事。

当年，马秋月因一匹枣红马与朱光明结缘，诞下龙凤胎。朱灯性情温和，行事谨慎，以中专生身份实现“农转非”，此后仕途顺遂，从公办教师到县长秘书、报社主任；朱红性格刚毅，敢爱敢恨，在婚姻破裂后，毅然投身服装事业，并培养一双儿女成才。母亲马秋月在朱灯、朱红的成长过程中有着典型中国式家长的期待和寄托，内心往往陷入自我编织的牢笼。直到第三代长大成人，马秋月才从生命不息的长流中感受到释然和幸福。朱灯、朱红兄妹迥异的性格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命运走向，谱写出一曲“龙凤歌”。也反映了广大农二代、三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选择、坚守、命运流转。

作品跨度八十年，扎实、真实、细密又松弛地呈现出壮阔的社会变革、璀璨的人性光辉，以及托举起了一个个家、托举起一代代建设者的女性力量。

作为贯穿全书的核心人物，马秋月的形象具有鲜明的矛盾性。她既是传统母亲的缩影——以家庭为轴心的牺牲者，又是被时代浪潮裹挟的觉醒者。在描写她深夜梦游的段落中，作者以细腻的笔触揭示了这种精神困境：“马秋月睁开眼，朱光明的被窝已经空了……柜上立着灯笼。灯笼平时挂在墙上，春节之外，只有马秋月梦游，灯笼才挪窝。墙壁上的钉橛或长或短，唯有挂灯笼处空着，长钉锋突，格外触目。”这个意象极具象征意味：灯笼既是母亲精神世界的明灭符号，也是其被困住的生命状态的隐喻。

当朱红质问她的“疯娘”身份时，马秋月的回应更显出深层的心理创伤——

“有这么个疯娘……”

“行啦，烧你的水吧，再磨蹭中午了。”

这段简短的对话中，朱红的冷漠与马秋月的自责形成微妙张力。作者在此并未刻意美化母亲形象，而是通过日常场景的白描，展现了传统女性在家庭伦理与个体价值间的撕裂。值得注意的是，马秋月的艺术气质——作画与剪纸的才能——构成了另一种精神突围的可能。这种浪漫基因的存留，暗示着乡土文化中未被完全湮灭的人性光辉。

●双生花的命运镜像

龙凤胎设定的巧妙之处在于，它天然地构成命运对照组。朱灯与朱丹这对兄妹的人生轨迹，恰似两条平行线在时代的褶皱中走向不同终点。在朱丹杀人案爆发的关键章节，作者通过紧张的对话推进剧情，同时完成对人物性格的深度解剖：“朱灯咬牙道，你以为我怕这个吗？说的什么话？你跑不掉的，早晚被抓。朱灯确有这个担心，未见朱丹就想到了。但老实说，不仅如此，他怎能不为朱丹着想呢！”

这段父子（实为兄弟）对话中，朱灯的理性克制与朱丹的狂放不羁形成强烈反差。前者代表农转非后的知识分子阶层，后者则是原生乡土社会的最后坚守者。

“朱灯几乎发抖，意识到劝不住朱丹了，他不给钱，朱丹照样会跑，可这样只会害了朱丹。情急之下，朱灯猛揪住朱丹的胳膊。”在朱灯劝说朱丹自首的场景里，作者设置了多重隐喻：“朱灯猛揪住朱丹的胳膊……哥求你了，就算帮哥好不好？”这个动作细节不仅暴露了兄弟关系的本质——某种基于利益的联盟，更暗示着新旧两种价值观的激烈碰撞。朱灯最终用行政权力的话语体系说服弟弟，本质上是城市文明对乡土伦理的胜利。而朱丹那句“活几天算几天”的宣言，则折射出被现代性抛弃者的悲怆姿态。

●麻婆子的叙事功能

作为豆庄的故事集大成者，麻婆子的存在堪称全书的灵魂人物。她的故事讲述行为本身，就构成了对线性叙事的颠覆：“麻婆子照吃照喝，不同的是，她自个儿极少做饭，大半在别人家蹭吃。她在街上游走，闻哪家饭菜味道好，推门就进。”

这个形象打破了传统叙事中“说书人”的旁观者定位，而是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参与乡土秩序的建构。在酒宴场景中，麻婆子关于“痛快”的哲学阐释尤为精彩：“这儿痛快才是真正的痛快，这儿不痛快上下都不会痛快。”

这种看似俚俗的生存智慧，实则暗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存在主义命题。作者通过麻婆子这个媒介，将民间智慧与哲学思辨熔于一炉。尤其值得玩味的是，麻婆子“没有明确年龄”的设定，实际上消解了时间维度，使乡土记忆获得某种永恒性：“麻婆子说，你问我，我去问谁。追问她既然不记得生日，怎会记得年岁。麻婆子哈哈大笑，说那是临时哄孟响的，在她那个行当里，她一直都是十五岁。”

●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回望

书中反复出现的风水叙事，构成了一个饶有趣味的批判维度。武家三兄弟的风流韵事与祖坟方位的关联，表面是封建迷信的遗毒，实则是乡土社会权力结构的隐喻：“根由不在武家三兄弟，也不在他们的妻子，而是坟丘的位置。”

这种集体无意识的归因方式，恰恰暴露了农业文明的思维定式。当朱灯追问父亲时，得到的回应“父亲说他过去是不信的，渐渐也认可了这个说法”，揭示了乡土社会认知系统的自我强化机制。更耐人寻味的是，作家并未彻底否定风水观念的文化价值，而是通过扎坟传说的穿插，赋予其某种诗性色彩：“夜半风起，远远见一队黑衣人，行至前方，依次钻入地下。一人拿着刀，其余持着扇子。”这种魔幻场景的插入，既是对现实主义的超越，也是对乡土文化的深情回望。

●从“困住的蛾”到“托举者”

马秋月的形象不仅是传统的“母亲”，更是乡土社会中女性觉醒的象征。她的艺术追求与家庭责任的冲突，映射了无数基层女性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挣扎。书中多次提到她的剪纸手艺：“她的心里还埋着一颗浪漫的种子，向往更加现代的爱情关系。她的心里有一条龙、一条凤，然而她自己却成了被困住的蛾。”

这种“龙凤”与“蛾”的对比，既暗示了女性潜在的生命力，也揭示了她们被压抑的现实处境。直到第三代长大成人，马秋月才从生命不息的长流中感受到释然和幸福：“正是她们托举起了家、托举起了乡村。”

此外，在语言风格上，胡学文延续了其一贯的细腻与诗意。小说中，对雨夜乡间小路的描写“坑洼积了水，便凶险许多，车轱辘就会被坑咬住，而且越陷越深”，既是现实困境的具象化，也暗合人物的命运轨迹；而对马秋月心理的刻画“枕头更像堡垒，这使他的身子总是曲蜷着”，则以细腻的细节揭示了人物的精神蜷缩状态。这种将象征手法融入日常叙事的技巧，使得《龙凤歌》在现实主义的框架内，绽放出诗性的光辉。

小说最富创造性的，在于将家族史诗转化为精神成长史。当朱灯最终理解母亲“心里有一条龙、一条凤”的隐喻，当朱红在服装事业中完成自我救赎，这些个体觉醒的瞬间，构成了对乡土中国最深沉的礼赞。

《龙凤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忠实记录了一个村庄的百年变迁史，更在于它通过无数个体生命的选择与挣扎，完成了对乡土中国的多维透视。当马秋月最终从“困住的蛾”蜕变为“托举起一代代建设者的女性力量”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某个具体人物的命运转折，更是整个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的阵痛与新生。正如书中反复吟唱的主旨：“向前走，就有路！”这或许正是作家留给读者最珍贵的启示：在看似无解的命运迷局中，每一个微小的抵抗都蕴含着改变的可能性。（读者报全媒体记者 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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