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确立国歌，因一句歌词引发争议，周总理鼎力保留，为何？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句歌词响起的瞬间，多少人会轻轻跟唱？这旋律早已融进人们骨血。可很少有人仔细想：这样一首牢固地镶嵌进中国人生活的歌曲，歌词其实差点被换掉，过程激烈得颇有些戏剧感。不光有争议，实际上争得还挺久。真有人坚持要改，但也有人咬定死守。最后？总理拍了板，才守住了原貌。可究竟是哪一句，成了争论的中心点？

事实其实很简单，《义勇军进行曲》原是抗战电影的主题曲。作词的田汉，出身于长沙，一个从小就爱看戏、赶庙会的湘籍少年。童年是走十里地赶庙会的路上磨出来的。戏台上的浮生百态、各色唱腔，让他把戏剧当成了最拿手的本事。倒不是所有亲戚都满意。田汉的父亲早年离世，舅舅易梅臣成了主心骨，易梅臣背景不简单，革命气质、读书氛围都带点冒险味。有意思的是，田汉从小聪明，出作品早。十三岁就能改编《三娘教子》自己发表剧本，长沙日报留了他的大名。这是起点，也是另类的“叛逆”。

不过，他那舅舅其实总觉得，写戏剧不够正经，劝他多花些力气在学业上。结果田汉还真是个“打不服”的韧性，手里的剧本一个接一个。留学日本时，他稍微受了点西学影响，有了新的圈子。加入了李大钊搞的少年中国学会，认识了一群文学青年。圈里人都说田汉见解犀利，时常一句话就能引发热议。

回国任教以后，他把剧社办得挺红火，写剧本、发论著，影响了早期中国新戏剧发展。倒有个有趣现象。最初他排斥政治介入文学，觉得政治会污染文字。不过，世事难料。随着国内爆发战争，他反思自己的“纯文学”其实没什么用。看到许多同胞死于战火、饥荒，眼睛里全是悲愤。他这股子劲头就彻底换了方向。

尤其是1934年，大灾、大难，一年的中国都像顶着风浪走钢丝。北旱南涝，人民流离失所，战火中百姓苦不堪言。田汉眼见“长城”早不复骄傲，被敌人蹂躏，心里翻江倒海。这时候上海电影公司来找他，希望他为一部主打抗战的电影写剧本和主题曲，田汉几乎没犹豫，马上接受。剧本顺顺当当写出来了，主题曲的灵感也积攒地差不多，下笔挺痛快。

“起来！”这个字眼，是他真切看见苦难后喷涌的呼喊。甲午战败、国土沦丧、军阀割据，这些沉重都压在这首歌里。可命运的毛边从来不少。田汉写好歌词马上被抓，连后面补全都管不上。夏衍搞电影筹备，这时愁得不行。正巧，聂耳过来问能不能给田汉的主题曲谱曲。俩人老朋友，合作默契。可惜，聂耳拿到的歌词本水渍模糊，很多地方看不清。田汉又被关押——这下没法沟通。聂耳只好边猜稿子边凑旋律。哪怕对不上的地方，也凭感觉一点点补全。有些人为什么觉得结果还不错？大概就是靠这种硬骨气拼出来的。

特别提一句，“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进”，其实原本没有最后的那个“进”。反复推敲旋律后，聂耳觉得缺少气势，加一个字，整个旋律就带上了前赴后继的味道。特别硬气。

《风云儿女》上映后，这首歌一下走红。报纸连篇累牍，百姓口耳相传。田汉出狱得知消息还没来得及高兴，噩耗却传来——聂耳不幸溺亡。两个人的合作，就这样永远定格。聂耳算是短暂又辉煌的一个例子，23岁走掉，很难有人想到他的作品能流传这么久。

倒有点讽刺。那时候的国民政府大肆禁言。想公开聊“抗战”都成本事，连“抗战”两字都被当禁忌。可奇怪，这首歌通篇没明说“抗战”，却字字都在激战。他们兜了个大圈，用了更能唤醒民族精神的表达。仅凭这一点，歌曲才有了全国通行证。

“起来！起来！”成了家喻户晓的口号。哪怕在海外，马来亚的抗日游击队，甚至好莱坞电影里，都用这首旋律烘托气氛。新中国成立前夜，这首歌已然无处不在。

到1949年，解放战争尾声，开国大典将至，国歌、国旗、国徽等国家象征需要确定。第六小组马叙伦负责，副手叶剑英、茅盾，还有田汉本人。全国征稿，稿子多到爆棚，歌词、曲谱从未间断。可挑了这么久，就是没挑出来合适的国歌。气氛越来越紧张，都说如果国歌敲不定，对不住毛主席、周总理。

徐悲鸿突然想到法国国歌的创作故事——不是专为国歌写，还不是照样国歌？有何必太纠结，抗战时期留下的好歌其实很多。那就拿传唱度高的试试？结果，《义勇军进行曲》脱颖而出，这一决定看似偶然，实则顺理成章。

争议又来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新中国都要成立了，这句合不合适？有些人，像田汉，第一反应是“要改！”新时代新气象嘛，国歌总得上点新的。可梁思成、张奚若等坚决反对，觉得歌火了这么多年，改了反而变味儿。

争执不下，只能问最高领导。周总理拍板支持原歌词，强调精神传承。毛主席则更进一步，觉得危险远没解除，必须保留警醒之意。你说各观点都有道理，可要这么说，田汉一开始主动要改，后来倒也默认了不改——前后态度不一，挺矛盾。

国歌最终定了。《义勇军进行曲》第一次在开国大典上，以原貌响彻中国上空。台下，每个人胸口都热，但谁也没再去纠结歌词到底合不合时宜。

一个转折是1978年，全国人大通过了新的歌词修改案，把“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改成了“各族英雄的人民”。新歌词执行得不顺，群众还是下意识唱旧版。到1982年只好恢复原貌。这种现象，说大不大，但说明只要群众感情投入，就很难机械地动用权力干预。

很多历史研究不太容易解释：为什么危机时刻的语言，比和平年代更能抓人心？其实，这问题田汉、聂耳也没能说出个所以然。就好像，他们靠一点点试探和补救，才最终凑出了最合心口气质的国歌。

但也有人觉得，旧歌词带太多历史烙印，放到今天，某些用词多少让我起疑？也许时代语境变了，但情绪和共鸣不会变。看似矛盾，实则，对歌词的“守旧”和“创新”，始终在拉锯。

知乎、豆瓣、央视网等最近数据统计，《义勇军进行曲》传唱率在97%以上，胜过绝大多数民谣流行曲。相关研究里，每到重要节日大典，百度指数搜索“国歌”，总是出现激增。马来西亚、越南、美国的纪录片也曾引用片段，说明早就超越国界。不信，你去问问家里的长辈，有谁不随口哼一段？

其实，国歌这事儿没多大高深学问。会哼唱，能感动，不经意间唤醒点什么，这就够了。历史细节涂上情感，才会留下线条。田汉和聂耳走了很远，但他们的合作没有真正完结。南来北往，哪怕岁月再变，那个高亢、直接的“起来！”永远不会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