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和他的女仆是什么关系？ | 青年维也纳

有人说马克思和他家女仆是剥削与被剥削关系，其实客观说在这一关系里资本主义色彩并不浓厚，相反表现出来的更多是传统农业社会里贵族对待仆人的习惯。

首先我们要知道女仆这个职业在今天和十九世纪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不同角色。二十一世纪的生活方式里其实是没有仆人这个角色的。因为电、上下水、天然气的普及，今天市民生活里的大部分家务其实都是一个人、夫妻双方能够自主解决的。所以今天的市民生活方式追求私密性、推崇两口之家、三口之家。但这种私密性、这种小家庭的氛围其实是技术进步的产物。

对十九世纪的市民家庭来说，想要在生活品质上向今天的人们靠近的唯一办法就是使用仆人。十九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欧洲大部分城市都没有自来水，在开风气之先的伦敦，自来水也是常压自来水，也就是说自来水虽然有、但上不了楼。所以每家每户都需要用桶去接水。接水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同时在天然气普及以前，做饭也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尤其是十九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安全火柴，很多人依然用传统的火石生活。每天早晨单是想喝杯热水都需要建立在别人辛苦付出的基础上。

所以拥有女仆并不是一个家庭脱离群众、甚至改换门庭的表现。相反女仆对各个阶层来说都是必需品，在十九世纪一个家庭进入“有闲阶层”的标志是拥有男仆，因为男仆是不管烧火做饭、洗衣服、准备洗澡水这些“粗活”的。雇佣男仆意味着这个家庭有了礼仪性服务的需求、有了需要打理的银器、也意味着这个家庭已经有了众多的女仆、厨娘和照顾孩子的保姆，这才说明他们进入了“上层阶级”。

不过这是不是说女仆就不受压迫呢？其实不是的，女仆虽然对每家每户都是必需品，但她们的处境却并不好。女仆每天早晨四点起床从生活开始自己一天的工作，不但繁重而且还损害人的健康，尤其是洗衣服这种工作对十九世纪的人来说绝对是一种折磨。同时她们的收入还非常微薄，也得不到主人的尊重。十九世纪有个绅士和自己的女仆秘密结婚，但他有生之年只要有朋友来到家里，他都不允许女仆用平等的口气和自己说话，更不允许他直呼自己的名字，一直到他死后公布遗嘱人们才知道一直对他以“先生”相称的人竟然是他妻子。这种身份上的差异其实比路易十四和曼特侬夫人之间的差异还大。至少这位国王“配偶”可以用平等的口气和国王交谈。

同时对比较富裕的家庭来说女仆还有很多其他工作需要完成，尤其是家里有一个不安分的老爷、或者刚刚长大的少爷的情况下。*服务是整个社会默许的女仆的工作内容，这一点在欧洲的各个地方其实都是一样的。

从事这样工作的女仆大部分来自穷苦的农村，对她们的家庭来说让女儿去城里当女仆只是为了少一张嘴吃饭，因为人们都知道她们当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是不会再回来了。确实有一些女仆从十几岁工作到三十几岁，攒下了一笔钱，然后回到乡下用这笔钱当自己嫁妆。这样的女仆是乡下男性眼中最理想的结婚对象。比四十岁上下死了丈夫、得到了遗产的寡妇更受欢迎，但这样的成功案例其实也是财富神话。因为更多的女仆攒不下钱、也不会回老家。因为她们在当女仆的时候往往会有一段或者几段失败的感情经历，男人骗走了她的钱、伤了她的心，然后她学会了喝酒，最后成了主人家里的老仆人、或者济贫院里满眼怨毒的老太太。

女仆的这种处境、和雇主对待她们的方式其实在整个十九世纪里都没有什么变化。那为什么说马克思一家对待自己的女仆是贵族气派呢？贵族和资产阶级对待自己的女仆有什么不同呢？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参考匈牙利那位国民作家马洛伊-山多尔的观点。马洛伊-山多尔出生在1900年，虽然也算十九世纪但其实距离马克思的时代已经很遥远了。但我们要考虑到一点，那就是马克思出生在特里尔那里是德意志文化的核心地带之一。而山多尔生在科希策，是匈牙利王国的边陲，是一个喀尔巴阡山脚下的城市。在中欧这片土地上，科希策是边陲，而特里尔是核心地带。所以近代的生活方式对德意志来说是输入性的新生事物，它从各个口岸慢慢向中欧腹地拓展，所以虽然山多尔没赶上十九世纪，但他在科希策观察到的伦理观的转变，其实是“迟到的十九世纪”的一部分。

那在山多尔看来贵族和资产阶级对待女仆的最大不同在哪里呢？他在自己的自述里说过，最大的不同就是资产阶级不搞终身雇佣那一套。在对待女仆这一点上，资产阶级和贵族没什么不同，女仆的居住环境在时髦的有匈牙利特色的奥斯曼式建筑里和在贵族宅邸里没什么区别，随着技术的发展理论上女仆的劳动强度应该低了一些，但事实上资产阶级家庭雇不起那么多女仆，本该三个人干的活现在只能两个人干，所以女仆依然很劳累。同时资产阶级家庭的老爷或者少爷在祸害家里的女仆方面也一点不比贵族含糊。

资产阶级唯一和贵族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会频繁地更换女仆，把女仆赶出门去。贵族觉得把年老的仆人赶走、让他们流落街头对自己的荣誉来说是一种损害。所以他们即使看到自己的女仆老了、无处可去也不会把她们赶走。他们会随便给这些老太太安排一些事干，然后给她们养老送终，随着年龄的增长，其中的一些人甚至会因为种种原因成为家庭的一份子。在贵族气派的资产阶级中间也是如此。比如音乐家比才就在家里养着一个女仆和她的儿子，而且还跟妻子说“你得对她客气一点”“他那个孩子是我爸爸的！”比才太太也相信了这番话，一直对女仆很好，直到比才咽气的时候他才对妻子说了实话那个孩子其实是比才的。

但资产阶级就不会这样，比如在欧洲开近代资本主义风气之先的英国就不会这样。休谟老师跑到伦敦追求他的文学梦，他和他太太就不断地换女仆，几年时间里换了十几个不同的女仆，原因多种多样，从小偷小摸、到懒散、到酗酒、到在休谟老师家里不声不响地生了个孩子，林林总总的理由，总之结果都是被赶走。

在山多尔童年的二十世纪初，科希策的市民像贵族那样对待女仆，让她们干活、让她们起早贪黑、给很少的一点钱，甚至纵容自己或者自己的儿子跟她们擦枪走火，但该开除还是要开除，即使女仆替这家的少爷生了孩子，也仅仅是N之外多给个1的补偿，结果就是很多被赶走的女仆既没有钱、也没脸回家，下场往往就非常悲惨。进济贫院变成晒太阳等死的老太太反而是其中比较幸运的一种了。

在马洛伊-山多尔看来这种行为非常卑劣，是资产阶级伦理远不如贵族气派的地方。而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马克思一家，就会发现他终究也是十九世纪初那一代德意志人，即使到了资产阶级伦理观占优势的西欧，他们也依然保持着一种贵族气的生活方式，而这刚好说明他们是十九世纪初那一代传统的德意志市民。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德意志的市民社会一直到马克思出生的时代，其实依然是跟贵族社会关系更紧密的。1815年德意志人口最多的二十个城市的总人口加在一起有只有一百多万，一百多万市民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德意志人口最多的二十个城市的市民加一起大概跟伦敦的人口差不多，法国的城市发展水平不如英国，所以法国需要把人口第一的巴黎和第二的里昂加一起，才能跟德意志二十个城市的市民人数相当。

这么小的城市里，他的市民阶级是干什么的可想而知。城市的顶点是大大小小的邦君、贵族，在这些统治者之下是城市里的贵族，贵族又分为三类，一类是服务于邦君所以不得不聚集到城市里的地产贵族，还有一类是城市本身的贵族，比如高级市政官员、行会领袖，还有一类就是城市里的教士们，他们在法律意义上也是贵族。

比如说梅特涅的家族就是身兼第一和第三两种形象，他们自己已经是莱茵的帝国伯爵，又在波西米亚买到了一块直属帝国的领地，但同时他们还是特里尔选侯大主教的官员、他们家族的次子们在特里尔主教座堂议事会里又建立了强大的势力。俾斯麦的祖先则比较简单，他们是第二类，他的祖先是城市裁缝行会的领袖。

在这些形形色色的贵族之下，就是那些为这些贵族服务的人，首先当然是那些管理人才，比如为贵族们管理田地的土地管理员、为他们处理法律问题的律师、处理账目的财务人员，看病的医生，这些人需要有专业知识、很多还需要相关的文凭，所以他们的地位其实很高，如果表现出色甚至可以成为贵族。俾斯麦母亲的家族就是这类人里的佼佼者，他们成了普鲁士国王的官员，而且可以和贵族联姻。小邦国里市民阶级攀登社会金字塔的成功典范就是歌德，他成了魏玛大公的官员和贵族，成功实现了阶级跨越，所以那个讨厌的晚年歌德总是叨叨“社会是公平的，你们努力就有回报”就差补上一句“你们看看我！”了。但其实大部分人没有这个机会，他们努力一辈子可能就是顶着一个“枢密顾问”的头衔进坟墓，然后子孙后代继续努力。

在这种需要投资、需要有文凭的专业人士之下，是另一类专业人士。他们不需要文凭，但也需要学习，只不过他们的学习方式是传统的师父教徒弟的方式。这种专业人士包括乐队的乐师，比如巴赫是克腾侯爵的乐师、贝多芬是科隆选侯的乐师、莫扎特是萨尔茨堡大主教的乐师。还有厨师，当然是有专业技能的高级厨师。再比如裁缝、给宫殿做家具的细木工，比如菲利普-谢德曼他爸爸就是黑森选侯邦的细木工。

然后就是日常服务宫廷、教会、市政机关的服务人员，还有每个城市必不可少的商人。当然商人和商人也不一样。德意志的行会制度到十九世纪才被废除，在那以前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商人也是一样。从最上层的银行家、到穷街陋巷里可以赊购但要记账收利息的杂货店老板，虽然都是商人，但地位却可能有天壤之别。

总之，要理解马克思时代德意志市民阶级的伦理观，我们只要明白市民在十九世纪初的德意志依然是少数人，而且他们的生活、职业、身份提升、阶级跃迁、其实都跟君主、贵族紧密相关。而且德意志从1648年到1792年之间其实都没有发生过剧烈的内战和外战，虽然七年战争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都没有让德意志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我们就能明白，十九世纪初德意志的市民阶级其实和贵族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异。俾斯麦的父母一个是典型的容克贵族一个是平民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却能够结合在一起，就说明了这一点。

所以在城市化以前的市民阶级眼中贵族和他们的关系其实是很近的，在神圣罗马帝国的城市平民有机会成为贵族，虽然歌德的话听起来很庸俗也很市侩，但在城市里确实存在改换门庭的机会。成为市政贵族，在法国也一种晋升贵族的捷径，在德意志几乎是平民唯一的机会。

贵族是德意志社会里的少数特权阶级，但其实市民也是德意志社会里的少数特权阶级。“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在德意志并不是一句空话。所以市民尤其是马克思一家这种上层市民，在生活方式、伦理观上都会本能地向贵族看齐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

跟贵族和市民之间这种紧密关系比起来，日后他们之间彼此剑拔弩张，平民认为贵族坐吃山空、除了炫耀别无所长，自己的“博士学位”比“伯爵头衔”更值得自豪。贵族则觉得贵庶通婚是家族抹不去的耻辱、“一个人如果是绅士他懂得东西就够了、不是绅士懂得越多越糟糕”这些东西，其实是十九世纪末欧洲高速城市化、市民阶级快速膨胀、市民建立起自信、建立起独立的伦理观，而贵族则觉得自己被甩在沙滩上之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