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周总理接见王莘，听其唱《歌唱祖国》时喊停：你改词了？

第二国歌背后的“隐身者”：王莘和《歌唱祖国》的那些小插曲

说起来，国歌谁不会唱？咱们小时候，每逢升旗仪式都得站得笔直。可“第二国歌”，你要真问，大部分人可能脑袋一愣。啥意思？敢情祖国还有“第二套”？今天咱不聊高大上的“义勇军进行曲”，要唠唠这首地地道道、在大街小巷飘扬过无数遍的《歌唱祖国》。名字众所周知，可幕后的故事，还真没几个人能说全乎。

先别着急，铺个小悬念——1951年国庆前，报纸上一纸通知，全国要齐声唱响《歌唱祖国》。听着风光吧？其实，这消息传下来，文化部的人头都大了：这首歌谁写的？“王某人”名号压根没见过。喜欢都喜欢，就是不知该感谢谁。这在那个年代，简直像咱们班里突飞猛进考了第一，却找不到是谁写的名。

中国音协的大佬们一头雾水，心说这也不能太玄乎，到底是哪个天才写的？一时间，文件下到各地，像查户口似的：“同志们，把这歌的作者找出来，文化部急着要人！”就这么晃悠着，一通电话打到了天津。电话那头，王莘刚好在，正喝着早茶。秘书长开门见山：“老王，有首群众很喜欢的新歌，查查是谁写的。”王莘差点没把桌子拍断了：“你可碰对人啦，就是我写的！”

要说诡异，也就诡异在这——现如今咱们都觉得，《歌唱祖国》是全中国人都熟的名曲，当年它刚问世时，作者却如街巷里的小贩，无名无姓，甚至差点石沉大海。谁能想到，这背后还有一桩差点“无人认领”的乌龙？

扯远了，说回王莘这人。不瞒你们说，王莘的身世，可真算不上“天之骄子”。1918年，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穷乡僻壤，父母都指着地里那几垄稻子盼收成。家里空空，王莘却爱在屋檐下哼小曲，有点书卷气。后来三十年代跑到上海打工——想象下，十几岁的孩子在大城市做百货柜员，白天点货，晚上还得盘算盘。但王莘偏就不肯把那点业余时间浪费，总挤出空来给自己找点音乐的事干。

当时社会动荡，抗战的阴影已经压城。王莘越唱，心里反倒越有劲。后来他在上海、宁波一带参加文艺宣传队，跟着人家宣传抗敌救国。上海这地方，乱是乱，却有股子文化味儿，一帮穷学生和热血青年，就是靠唱歌、拉小提琴表达情绪。王莘骨子里哪怕一贫如洗，这份“音乐救国”的理想从来就没蔫过。

转眼1938年，情势所迫，他一路闯到延安，进了大名鼎鼎的鲁艺。彼时的延安 黄沙满天，却藏着一帮文人骚客。王莘碰上了“音乐大拿”冼星海，还参与了《黄河大合唱》的首演。你想啊，后来大家耳熟能详的名作，王莘正好就在起点，很难不受这些氛围熏染。

日子这么滴答过去，抗战、内战、建国，王莘这些年辗转各地，换过无数工作，却怎么也没把音乐的钟爱放下。他写的那些《晋察冀》《战斗生产》，其实也不是人人都记得，可每每社会最艰难的当口，总有人在集体大合唱里唱起这些“提气”的歌曲。你要说音乐能不能救国——咱不提大话，至少在那个火烧眉毛的年代，它确实能让人热血沸腾。

再跳到1950年，天安门前，红旗飘扬。王莘那年到北京出差，赶巧碰上国庆节前的繁忙筹备：工人张灯结彩，学生排练节目，人人神采奕奕。那种劲头，比吃了铁都坚实。他一个外乡客，走在广场，就觉得“这国家是新生的，咱得做点正经事留给它”。那念头像一棵种子，嗖地就扎在他心里。等他回到天津，绕还没冷却，强忍着疲惫就动笔写下了新歌初稿——那就是《歌唱祖国》。

写歌容易，发声难。他先是满心欢喜地把手稿寄到《天津日报》，想着能不能公之于众，结果人家不赏脸，退回来了。一盆冷水浇下去，搁一般人早灰心了。但王莘轴，他想，媒体不要，我自己宣传！索性自掏腰包印了歌词，跑街上，一张张分给路人，自己还现场吆喝——说着你都不信，国内流量第一的“热门歌曲”，最初还是这样贴着地皮传开的。

天津人爱凑热闹，更爱唱歌。王莘这反其道而行之的法子还真灵，新作品收获了不少捧场。唱着唱着，甚至登上了《大众歌选》，带着歌声跑遍全国。从天津到北京，一路蔓延开来。首场公演选在天津耀华中学礼堂，王莘亲自执棒，男高音王巍开嗓，正式让这首歌走进了历史。

歌火了，署名却还被弄丢。这是不是有点像：你送了个生日蛋糕给大家，大家吃得眉开眼笑，却忘了谁做的。直到音协查到本人，这才真相大白。

再插句话，这歌其实还差点被“医生”会诊过。1951年，诗人艾青看到歌词后忍不住提了两条建议，让王莘修了两个地方。有些人觉得“人家都红了，干嘛还改？”但王莘没那脾气。他后来总说：“这歌不是一个人写的，是大家一起参与，才有了今天。”有个条理见地的诗人帮你推敲、打磨，这运气可不是谁都有的。

说也巧，歌曲红了，各路意见就来。“独立自由”，有人觉着不够含蓄；“亲爱的祖国”这几个字，甚至让个别人皱眉，说不够正式。声音都不大，但确实有。这种争议，其实是所有“进了千家万户”的作品，逃不开的磨合。

但争归争，该有的热忱没变过。毛主席、周总理都点名表扬过王莘的曲子，甚至在各种大型活动上，把《歌唱祖国》当成压轴。周总理有一次还仔细纠正歌词的误唱：“是‘灭亡’不是‘死亡’！”王莘那会儿尴尬得要命，生怕把好端端的歌词唱歪了意思。

都说好歌“自带人生”。你瞧，从天安门升旗到香港、澳门回归，再到宇航员上太空……几十年里，王莘的旋律陪着大家目送一个个重要时刻。那歌词简单、真切，有点像我们自己在地里劳作、饭后乘凉时那点卑微而坚韧的希望。

王莘后来常说，他从没想过什么版权、利益。“只要这歌唱得响，让大家都觉得自豪，就比啥都值钱。”你问他，这作品该归谁？他总半玩笑半认真——“全国人民的，都算。”

一首歌，陪着一代人成长。你每回在天安门广场听见它，或是看着老港、老澳在回归典礼上齐唱它，总觉得背后不止是旋律，更有一代又一代人为希望、为理想、为生活中那些小小失意和小小幸运所谱写的共鸣。

现在，我们早已不再是那个会为退回的手稿一蹶不振的小青年。可每当全场齐唱“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你是不是还会莫名心头一热？也许，这正是经典的力量。至于王莘和他的故事，会不会在将来某一天，被谁轻轻提起，像歌里那个坚定的颂歌，悠悠升入夜空？你说，这是不是，每个人心里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