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的歌声飞满天——东阳抗战及胜利纪实

1945年8月22日下午，萧条冷寂的东阳县城街头，忽然热闹起来。西面和北面的3座城门洞开，昔日耀武扬威的守城日军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支支装备简陋、服制各异的中国军队，源源不断地穿过古老的城门，向着曾经由日伪把控的日军各据点冲去……

傍晚时分，东阳县城沿街商铺和住户的门头，均已悬挂上了国民政府的旗帜，街头巷口贴满了布告标语，天空中不时响起烟花爆竹的脆响声，满城男女老少奔走相告：“日本佬被赶走了，我们胜利啦！”

1945年8月27日的《东阳民报》刊发的县城重光消息

5天后，《东阳民报》在头版头条刊发了一条消息。其引题为《吴宁台畔国旗飘扬抗战胜利欢歌鼓舞》，主题则是加大加粗的4个宋体字《县城重光》，编辑部仿佛觉得如此尚不能完全表达欣喜若狂的心情，又加了一行副标题《街头巷口满贴标语县城住民夹道欢迎》，将当时东阳县城的胜利氛围、东阳民众的狂喜心态，渲染得淋漓尽致。

这张出版于1945年8月27日的油印小报，如今珍藏于市档案馆，成为东阳人民终结恶魔横行时代的有力证据——在日寇控制之下，长达3年的时间里，东阳人受尽屈辱、朝不保夕，到处是“地狱空荡荡，恶魔在人间”的惨象！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东阳沦陷前的救亡运动

1931年9月18日晚10时20分，东北沈阳响起的爆炸声，打破了整个中国的宁静。

9月下旬，东阳中学学生自治会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强烈抗议日军占领东三省，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对红军的围剿，一致对外，出兵抗日。10月，东阳各界抗日救国会成立，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城乡兴起。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1935年，《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大江南北，进一步唤起了中国人的抗日血性，东阳境内的抗日救亡运动也此起彼伏，诚如这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所言：“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在激昂歌曲、铿锵宣言的感染下，一批批东阳热血青年投笔从戎，走上抗日前线。

1937年“七七事变”次日，中共中央即发出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随即，“八一三事变”发生。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召开洛川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从今天起，我们每一寸土地都将成为敌人的坟墓！”会议结束时朱德说的这句话，成为最有力的抗战动员令。当天，根据国共两党协议，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八省红军和游击队主力改编为新四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挺进敌后，开辟敌后战场。

民族存亡之际，日寇的铁蹄仍向着江南富庶之地步步紧逼，占领浙赣线以侵入江南腹地的消息风声鹤唳。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大批党员深入浙江农村开展工作，着重加强浙赣铁路沿线的领导力量。当年8月至10月，受上海党组织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的指派，马义生等20多名共产党员回到东阳发展党员，重建党组织，先后建立了城区、河头、裘家岭、岭腰、枫树头、平原山、岭北周、南马等8个党支部，并在城区潼塘后赵的吴维元家里设立了秘密联络站，由吴母以摆香烟摊的形式，掩护并接待来往人员，沟通各地情报工作。12月，中共东阳县工委成立，马义生任书记。

这一年，经东阳党组织努力争取，国民党东阳县政府成立了东阳县抗敌后援会。

1938年5月，中共东阳县工委改建为中共东阳县委，下辖岭北周、城区、东诸边3个区委20个支部百余名党员，领导和发动民众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并于当年8月派出党员潘廷鼎、潘玉英兄妹和著名民主人士李谷香，与国民党东阳县政府建立了统战关系，“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抗日救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地不分南北东西，人不分男女老幼齐抗战！”县政府前张贴的大幅标语，宣告着东阳国共抗日局面正式形成。

也是在这一年，东阳发动输送了十五六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

在国共抗日统一战线旗帜下，东阳的抗日救亡群众性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主要包括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民先队）、抗日自卫队、战时政治工作队以及一批抗日文化团体。其中县抗日自卫总队由退役在家的抗日爱国“神炮将军”蔡忠笏出任总队长。各乡镇均成立自卫队，由中共主导掌握的有后山店民众抗日自卫队、槐堂民众抗日自卫队，这两支队伍后来整合成湖溪抗日自卫中队。罗店民众抗日自卫队由回乡养伤的抗日爱国军官朱福星任队长。值得一提的是，蔡忠笏和朱福星都参加过淞沪抗战，均立下了赫赫战功。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轰轰烈烈开展，1939年初，东阳县委决定利用党员潘玉英出嫁时机，以送嫁贺喜为名，在裘家岭召开中共东阳县第一次代表大会，总结工作并选举出席特区、省党代会代表。3月14日下午，16名代表汇集至裘家岭村，在村后翠塔山的山洞内召开党代会。因马义生调任新四军工作，由马丁接任县委书记，会议选举马丁为金衢特区党代会代表。在新一届东阳县委领导下，东阳党的活动中心从北部山区转移到南乡平原地区，到1940年6月，全县建有6个区委、37个党支部，党员队伍发展到180多人。

日寇的铁蹄还未践踏东阳，艰难缔造的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却开始破裂。1939年12月底，国民党顽固派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东阳国民党反共活动日益嚣张，各地的抗日自卫队被解散，进步人士被排挤。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东阳籍新四军教导员金凤楼、排长吴章龙牺牲。东阳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掀起反共逆流，东阳国共合作抗日救亡局面遭到破坏，槐堂、湖溪、城区等地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抗日运动被扼制。

遵循党中央“隐藏精干”确保党组织安全的指示，1941年9月起，中共东阳县委停止组织生活，由联络员与政治上坚定的骨干党员保持单线联系。这些骨干党员包括怀鲁的马秀荣、苛山的金平欧、八达的卢福星、上蒋的蒋拥瑜、岭下街的马海琴与陈琼。冒着可能与组织失去联系的危险，骨干党员们在残酷的现实中坚持斗争。“过去我们是浮在水面的‘戗条鱼’，今后我们应该沉到水底去，甚至可以钻入污泥作‘泥鳅’。”通过静水深流的隐蔽行动，东阳党组织保存了党的骨干，积蓄了革命的力量，为沦陷后发动和领导群众建立武装，开展敌后抗日武装斗争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日寇肆虐下的东阳惨象

在日军步步紧逼之下，1937年11月始，杭、嘉、湖地区相继沦陷。1941年4月，日军发动宁绍战役。5月14日至17日，日军兵分四路入侵东阳北部的上卢、六石、怀鲁、虎鹿、巍山等16个都乡，以包围袭击国民党军队第10集团军86军和暂编第9军下属的13师、19师、35师、55师、67师、148师，双方在上卢、石马坑、裘家岭、斗鸡岩等地交战，仅在斗鸡岩和石马坑阵亡的国军就达千人。其间，日军出动飞机43架轰炸东阳，投弹421枚，打死民众255人，毁坏民房1300多间，财产损失价值239.6万元。

1942年5月，浙赣战役打响，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浙赣铁路沿线地区沦于日军之手。19日，日军从嵊县、诸暨兵分四路入侵东阳，直扑县城。20日下午5时，东阳县城沦陷。9月1日日军占据县城，3日占据巍山，8日占据戚高山，并在东岘峰、西岘峰、巍山屏、戚高山等地构筑炮台，修建工事。21日，东阳33个都乡都被日军占据，彻底沦为人间地狱。

日军进城后，在迎晖门、双岘门、瞻婺门、通江门4座城门的城楼上设立岗哨，其余4座城门关闭。东阳百姓凡出入城门，必须持有“良民证”，并要向日军岗哨磕头，还要随时被搜身、审问。城门开得迟关得早，收种季节城内居民常因此而误了农事。

县城内设立了近20处日伪据点，包括监狱、刑警队、情报部、慰安所、田赋征收处、米量库、日本华中伐木株式会社、日本昭和通商株式会社、汪伪县政府、汪伪浙赣绥靖司令部、汉奸维持会、日本梅机关、宪兵队、警察局、派出所、关押劳工场所，等等。日军营房则设立在城外南午岭下的吴祠堂。从这些机构名称，就可以想见东阳百姓生活之暗无天日、水深火热。难怪当时的《东阳民报》以《吴宁台畔魑魅魍魉，南午岭下“人间地狱”》的标题来形容。

为了供养日伪军，日军把29个都乡设为“和平区”，分成4个区署和1个办事处，百姓每个月都被迫上交米、钱、柴。《东阳民报》1945年5月10日报道披露，城区敌伪要民众每月负担数额包括：区经费每乡二万元、米每乡四百市斤，代收炮台维持费用每乡六千一百二十元、参战情报费每乡四千五百元、邮政费八百元，代收乡镇办公经费每乡五千元、米三百市斤，代收保办事处办公经费每保一千元、米四十五市斤。4个区署和办事处的负担另外摊派。

要米要钱，已然令百姓苦不堪言；要人要命，更是让百姓处境危浅。

日军对东阳狂轰滥炸，3年内共出动飞机71架次，扫荡115次，共毁坏民房10373.5间，被毁坏和抢劫的财物价值16278万元。以1943年为例，当年1月23日至25日，日军大举扫荡湖溪、巍山两区，烧毁房子1700多间，杀死民众20多人。4月12日，正值画水黄田畈传统三月初八物资交流会，日军赶至画水抢走粮食、棉纱、火腿、布匹、食盐等600多担，耕牛40余头，被抓走的挑夫从黄田畈市场一直连到王坎头村（今画溪村），长达10里。

穷凶极恶的日军杀人不眨眼，他们常把东阳民众当作活靶子，练习射击、刺杀，或让军犬活活咬死，活埋、溺死、摔死、剖腹、挖心、割乳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屡见不鲜。更有甚者，日军还将无辜村民的四肢分绑在4棵大树的枝干上，利用树枝的弹性，将人活活扯成4片，器官和鲜血四处飞溅，惨不忍睹。据不完全统计，4年间，东阳民众（不包括军队人员）被日军打伤致残、杀害及抓走失踪的达1763人。至于被强奸的妇女则无以计数，城区大寺下、财神殿弄、玉带桥，巍山三板桥头、佐村上林口等地都设立了慰安所，供日军奸淫作乐。

1941年12月20日的《东南日报》刊发的东阳鼠疫消息

为了毁灭中国人，日军还实施生化战，投放鼠疫、霍乱、伤寒、炭疽、脑膜炎等细菌。1940年9月1日，南溪乡（今南市街道）贾宅村贾和恺死于霍乱，成为日军在东阳实施细菌战的首例受害者。次年2月14日，南溪乡潘坞村5名村民患脑膜炎死亡，随后疫病波及全境。11月，歌山村民何法光从义乌感染了鼠疫杆菌回来，随后鼠疫在歌山、林头、郭宅流行。11月13日歌山村民杜和球死亡，成为东阳第一例鼠疫死亡者。歌山八担头、虎鹿蒋村桥、六石后金等村也陆续有村民从义乌染疫回来，造成鼠疫扩散。1942年3月20日，日机轰炸歌山，鼠疫在歌山复发，直到5月23日才结束。但灾疫后来又在部分地区复发。1942年10月25日，《东阳导报》刊发报道《城区敌匪开始注射绝种针》，称城区敌寇强行为青年男女注射鼠疫防疫针，民众疑为慢性毒液针，青年男女有绝种之可能。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至1945年东阳光复，东阳共计在日军细菌战中患病23886人，死亡4588人。其中死于麻疹最多，达2762人；其次是脑膜炎，达1526人；死于鼠疫163人，死于霍乱62人。另有185人，后半辈子永远活在炭疽病即俗称“烂脚病”造成的溃烂痛苦之中。

东阳县防疫委员会呼吁民众防范鼠疫的宣传单

除了肆意蹂躏民众，日寇在东期间还实施资源掠夺。城区南街原先有处“琢庐”，1943年2月，日军在此设立昭和通商株式会社，组织大批砍伐队，分别在以城区、巍山、戚高山为轴心的十余里范围内大肆伐木，大量木材被转运至诸暨、萧山、杭州、上海等地，导致城区和巍山两区成材松木几乎被砍伐殆尽，青山茂林变成穷山秃岭。其中佐村镇上林口村是重要的伐木据点，从1944年农历二月开始，140多人的盗伐队在此6个月，盗伐林木10余万棵。在获悉巍山大龙山背发现当时全国第五处钴矿后，日军通过华中矿务株式会社，于1945年2月进行掠夺式开采，将钴通过沪杭港口转运回日本。直到当年5月28日钴矿被县抗日自卫队夺回，缴回钴石3000多斤，这场掠夺才停止。当时，佐村还发现了砩矿且已由东阳人大量开采。因为砩石是制作炸药的重要原料，日军就收买经营砩矿的奸商，让其将精砩石运到义乌东江桥卖给日方，直到1944年上半年该奸商被义乌抗敌自卫队抓获。此外，日军还在东阳攫取了大量的桐油、白蜡等战略物资。

档案资料显示，日军占领东阳后，百业凋敝，物价飞涨，人口锐减。全县人口减少13467人，年均递减8‰。沦陷仅一年，东阳粮食就较1941年减产39.8%，火腿减产57%，茶叶减产58.9%。全县商户从1936年的1231户剧减至1945年的800多户。1945年物价与1937年相比，涨幅达1100多倍。境内449所学校被毁坏，221所小学被迫停办，城内仅开设1所日文学校。交通设施也被严重毁坏，1941年时境内有公路4条，总里程76.65公里，日军侵占后被毁公路60公里、桥梁25座、其他道路800里。

“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东阳人民英勇抗日自救

东阳沦陷后，中共东阳党组织提出与国民党顽固派“争枪、争人、争地”和“坚持抗日，反对投降”等口号，发动群众，筹建武装，在沦陷区抗击日本侵略者。

曾任东阳县委宣传部长的陈琼当时在上槐堂（今属南市街道）隐蔽立足，他联络岭下街（今属南市街道）马忠元、后赵（今属南市街道）周锡祥、湖溪后山店杜大德、西庄（今属湖溪镇）金嘉荪等党员骨干，秘密搜集国民党军队败退时散落民间的枪支弹药，于1942年7月中旬在后赵宣布成立岘南独立分队，成为党在金华地区建立的最早抗日武装。

岘南独立分队共20多人，拥有五六支长短枪和一批弹药，推选陈琼担任队长。为了争取合法身份掩护，7月底，陈琼率领岘南独立分队来到湖溪后山店，加入由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掌握的湖溪区抗日自卫中队，改称特务排。周昌松任排长，陈琼任指导员，金嘉荪任特务长。后来以湖溪区抗日自卫中队为基础，扩大成立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下辖3个中队，共有枪支160多支，其中特务排80多人。

同年9月，在八达（今属东阳江镇）党支部书记卢福星努力下，浙赣国民抗敌自卫军第二大队在八达上锦祠堂成立。这支抗日武装共20多人，由卢福星任大队长。队伍军纪严明，所到之处均张贴标语号召人民奋起抗日，深受百姓信任。但当年11月，这支武装部队就被国民党东阳当局扼杀，卢福星被杀害。

而在北部山区，当年5月日寇侵入东阳后，巍山区委书记马秀荣、共产党员马就高等人就组建了怀鲁、白坦抗日自卫队，后改编为巍山区自卫大队第九中队，有20多人、20多条枪，马就高担任队长。1943年秋，马就高率部分武装成立楼西宅（今属歌山镇）临时抗日自卫中队，共30余人枪，驻扎在楼西宅观音盘座寺。

上述各抗日武装组织在沦陷区与日伪“短兵相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驻李宅伪军下乡抢劫，遭遇地方团队发生激战，巍敌惊慌异常》《我某部英勇作战，巍敌毙死三人》《我地方团队联合击退巍敌流窜》《某队奋勇前进，戚高山有战况，敌方死伤三四人》《巍区战事激烈，敌四名无声》《军民合作击破巍镇敌伪，敌伪尸首狼藉》《我某自卫队冲进李宅敌窟》《胡村附近击毁敌汽车五辆截获军用品多种》，等等，自1942年10月以来刊发于《东阳导报》上的报道，足以见证东阳人民的抗日战绩。

刊发于1943年10月6日《东阳导报》上的《凤凰山脚辉煌成果》，就详细记载了当年10月1日于此间取得的重大胜利：9月30日晚上9时许，我驻凤凰山脚下某队，获悉巍山敌伪军将于次日晨窜扰楼西宅，当即于1日凌晨3时许在凤凰山脚设下了圈套。五点半，巍山日伪和驻戚高山敌伪军300多人果真窜至歌山甽干、大里一带。我军集中火力扫射，当即毙敌4人，伤多人。双方隔江相持一小时，我军撤退以引敌深入，敌伪窜入楼西宅，占领凤凰山尖。“我军见敌中计，即予三面夹攻，冲杀声四起，共计肉搏20余次，敌死伤甚重。”到12时许，敌寇无法支持，即放火遁逃，乱窜过江，我军奋勇追击，“并击伤敌酋黑曼左臂及敌伪军多名。”这一战共击毙敌伪8人，伤敌十多人。

此战就是马就高领导的楼西宅抗日自卫中队，争取到驻扎在该地区的国民党上卢区自卫大队中队长周锡齐，联合作战取得的战果。10月下旬，巍山日军守备队再次纠集戚高山日伪军，联合“围剿”楼西宅观音盘座寺，企图吃掉楼西宅临时抗日自卫中队，再次遭遇马、周两部队的痛击，击毙日伪军各1名。

东阳县城沦陷后，日军驻东岘峰炮台终日将炮口对准城区及周边村落，虎视眈眈，驻炮台日军还经常下山到槐堂一带扫荡。为了拔除这根“钉子”，1942年10月中旬，陈琼、周昌松率领特务排十多人，袭击东岘峰炮台。拂晓行到马家村后的寿溪岭岗时，特务排突然发现六七个日军带着民伕共十多人下山，即分成两个小组埋伏于寿溪岭岗和马家村旁，对日军上下夹击，击毙了炮台长黑田二郎。11月上旬，特务排和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还粉碎了日伪军对林头的扫荡计划。1943年2月初，特务排又袭击日伪设于更楼下（今属城东街道）的捐局（稽征所），活捉了为虎作伥的捐局局长夫妇。特务排和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的事迹很快传遍境内，2月23日，国民党顽固势力指令上卢区自卫大队对两支抗日武装发起围攻，战斗只进行了半小时，敌军被毙13人，被俘40多人，取得了反转性的胜利。

同年6月7日端午节，特务排和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会同国民党“唱凯”部队，攻打李宅日伪据点，击毙日伪十余人，俘20多人。特务排继而攻打驻后赵伪军据地，并乘胜追击至东岘峰炮台，攻克了该炮台。特务排还和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唱凯”部队攻打戚高山日军驻点，俘敌4人。

就在东阳抗日武装轰轰烈烈开展对敌斗争的1943年7月，中共金属地区组织根据浙东区党委指示，从金义浦抗日根据地八大队抽调部分主力，越过浙赣铁路封锁线，建立中共义东北工委，在诸暨、义乌、东阳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下设3个区委。东阳北部的岭北周、罗店、怀鲁等地区属于根据地范围。

但是，1943年7月上旬，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东阳的国民党顽固派紧步后尘，反共活动进一步升级，潘廷鼎等骨干党员被捕，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受监视和离间，杜大德还被撤销职务。陈琼即赴义乌向金属特派员陈雨笠汇报，陈雨笠指示陈琼尽快设法将特务排和湖溪区自卫大队拉到岭北周、罗店一带，公开打出新四军旗号，与刚开辟的诸义东抗日游击根据地呼应。但由于国民党顽固派严密控制，加上自卫队队员成分复杂，部分人不愿意离开本地，此计划最终未能实施。10月27日，陈琼惨遭国民党顽固派杀害，湖溪区抗日自卫大队被瓦解。同年11月，楼西宅临时抗日自队中队也被撤销。至此，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东阳3支抗日武装均被国民党顽固派扼杀。

东阳县政府战地工作队关于日军在山北经济侵略罪行的报告

当年12月，金属地区党组织和会稽地委合并，成立中共金萧地委并组建抗日武装金萧支队。1944年1月，中共义东北工委扩建为中共诸义东县委，下设4个区党组织。诸义东县委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坚决有力地打击日伪势力和国民党顽固派。从根据地创建到抗战胜利的两年多时间里，根据地抗日武装坚勇大队（其主力后并入金萧支队）、诸义东自卫大队（小坚勇大队）进行大小战斗30多次，摧毁日伪军据点4个。特别是1944年1月，金萧支队在巍山罗店攻打国民党东阳县山北办事处，毙1人，俘8人，办事处主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长赵昭泰闻风而逃。此役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气焰，为巩固和发展诸义东抗日根据地扫清了障碍。其间，东阳数十名党员和进步青年到根据地和诸义东自队大队工作，其中金平欧、蒋拥瑜、金承祥、朱江鸿等成为骨干力量，马秀荣等人留在根据地外围地区，从事发动党员，搜集情报等工作。其中，由马秀荣建立的怀鲁交通联络站，于1944年5月扩建为东阳情报站，开辟了怀鲁-平原山-岭北周-义东北韩界-诸义东县委驻地溪后村的交通线，马秀荣的妻子俞文婻千方百计做好接待和掩护工作，并望风送情报，被亲切地称为“好嫂子”。情报站还于当年11月搞到国民党“浙东行署情报署东义行动组”的番号，建立抗日武装，以此为掩护，搜集巍山、戚高山等日伪情报以及国民党东阳县山北办事处、浙东行署的动态，及时上报诸义东县委，同时参与破坏戚高山日军据点电话线，袭击巍山日伪据点、日军戚高山据点，缴获被日军掠夺的钴矿和被掠采的树木等行动。

在日军对东阳实施“烧光、抢光、杀光”三光政策的黑暗日子里，东阳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有力地打击震慑了日伪势力，为东阳人民带去了胜利的希望。据统计，东阳沦陷期间，东阳人民与日伪军共进行战斗40多次，击毙和打伤日伪军270多名，俘虏90多人，缴获各种武器300多件、子弹1700多发。

“漫漫长夜过去，听到一声鸡啼”

扬眉吐气喜迎抗战胜利

1945年夏，随着八路军、新四军加紧包围日军占领区，取得主动地位，浙东新四军发动对日伪军的反攻，驻东日伪军处于处处挨打的被动局面。5月31日、6月2日，驻巍山、戚高山日伪军退缩至县城。1945年6月12日的《东阳民报》将5月31日称为巍山光复日，“巍山沦陷于三十一年（1942年）九月三日，追光复之日计时1001日”。

1945年6月12日的《东阳民报》刊发了巍山光复的消息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向日军发起全面反攻，诸义东县委领导的抗日武装配合金萧支队，向占据东阳的日伪军展开攻击。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20日，日军南京最高指挥官电令驻东阳日军投降。22日，日军向国民党东阳当局移交县城防务。当日下午，力行纵队、国民兵团、自卫大队、警察大队、县政府、县党部、战时工作队、青年服务队、上卢区署均进入城内。县城西北三城门由我方接收驻防，东南双方互站岗哨，日军退驻到南门外大寺下及吴祠堂，城内已无敌踪。

彼时，留守东南两城门的日军目睹此景，精神大受打击，《东阳民报》所刊《街头杂景》记载：“与其谈话时显露出十分蹁足的样子，并会向我乞食，‘大先生，我的草鞋，雪拉拉，请给双我’，其状至为可怜！”南门的日军见到卖梨子的商人进城，居然向其要梨吃，“我警察向他解释是要钱的，敌人就很倒霉地丢下了”，昔日的骄横之状一去不返。

1945年8月27日，《东阳民报》刊登敦促日军撤走城门岗哨的《会谈镜头》

25日，驻东阳日寇首领吉村与国民党东阳县当局会谈。从27日的《东阳民报》报道《会谈镜头》可知，26岁的吉村自述面对我方“把东南步哨撤回”的要求，却不改傲慢态度：“我们只奉令停战，未奉撤退之命，假使叫我们打，还要打（意即还想打仗）。”嘴硬的他还表示“我们没有投降，我们的武力还有十年可支持”。此番自欺欺人的说辞，遭到了中方人员嘲笑：“假设没有原子弹，亦许说不定。”但在会谈结束时，国民党东阳县当局还是送给吉村一万元，作为遣返费，以尽人道主义。

29日，驻东阳县城日军在南门外吴祠堂集中后撤出东阳，到金华集中缴械，东阳光复。东阳民众奔走相告：“我们胜利了！”至此，东阳人民终于终结了这段不堪回首的血泪史。而在9月18日召开的庆祝抗战胜利大会，掀开了东阳历史上新的一页。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刚好14年！

记者丨东阳市融媒体中心 吴旭华

编辑：吕安冉

二审：蒋智

终审：史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