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的时候,有人喊你英雄,也许是一件危险的事。死的时候,若还能让一座城市给你挂块“公馆”牌匾,那就更复杂了。马步芳这个名字,说难听点,是血腥,是残忍;说隐晦些,也是风云几十年中国西北的“恶人传奇”。可奇怪吧——就算歹人作恶千般,最后的归宿,依旧不是我们常盼的“现世报”。反而生态优渥,异国他乡里活得比谁都快活。细思极恐。
故事啊,咱们还是得从血与铁的时代讲起。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刚刚会师,天空没放晴几天,阴云又聚拢了。中央那时候憋着一口气——觊觎宁夏、念想着国际路线,路走得更远。然而政局跟人心差不多,计划赶不上变化。宁夏那条线还没动静,风向已经偏了。等到中央把西路军这摊子兵——五军、九军、三十军折腾起来,安排陈昌浩、徐向前这些人当头儿,那其实都是兵棋推演里的一步险棋。谁也料不到,他们带兵过了黄河,才是苦难的起点。
人少粮缺,天寒地冻。那年冬天,不止兵强马壮的问题。衣裳成了问题,伙食成了问题,子弹成了问题——小伙子们的手在夜里抖,枪膛里也捂不热一丝温度。浑浊的河水被冻住,士兵们蹲在军毯上搓着手,恨不得把自己的影子都能烧着取暖。
然而,人最怕的还不是困难,而是“背后有人盯”,而且盯得死死的。西北那时候的马家军,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地头蛇、杀人魔、亡命徒,头儿叫马步芳。说起来,马家的“骁勇善战”,其实从来都不是跟日本人或英法联军打出来的。多数时候,他们的刀,是冲着本国同胞抡下去的。马步芳拿到蒋介石的令,冷着脸一句话:围追堵截。“不要手软,错杀不可放过!”这话出来,西路军后面就不再是后路,而是死路。
古浪一战,像极某些人家春节的屠宰场。不管是牛是羊,一进了院子,别指望活着出去。十一月的风沙里,红军和马家军死扛,有的人连柄像样的刀都没了,石头抡起来砸。敌我相持时,突然空中盘旋着几架飞机,国民党给送过来的“援助”,其实是炸弹和子弹,呼啸着往地面打。撤退成为唯一的路,也是最长的路。
老百姓和士兵尸体挤压在巷子里,血腥气混着灰尘,散不掉。战役末尾,最大的一刀是失去骨干。像陈伯稚、王海清这些高层,谁不是一路杀到这儿,还指望再翻身?
日子没翻过身,反而被压得死死的。马步芳咬着不松,高台、临泽、倪家营子,一处接一处,西路军溃散了。也不是不拼。高台那场战役,马步芳把步兵、骑兵挤成“牦牛阵”——密密实实一团,前面噼里啪啦冲锋,用马蹄子生生踩碎对手的阵脚,忽然再拨马冲出来,枪、刀同时招呼,红军的防线猝不及防,血水流得灼热。董振堂,杨克明,都是在这里,带着两千多条命埋骨。
还剩一口气的红军,最后在倪家营子被马步芳翻了个底朝天。原本是一万来号人,七个月里被耗得干干净净,只有李先念那几年年轻命大,带着几百个人踉跄翻过祁连山,硬是熬到了新疆。其他多数,活埋、苦役、暗杀,什么都来。被马步芳抓的,没死在枪下,往往死在土坑里——据说活着按下去的都能听到哀嚎,风一吹,杂乱如潮。
可最背风处的温暖,从来不是给那些咬牙求生的士兵的。马步芳,作为“胜利者”,掌着掠夺而来的财宝,把命运逆转得让人三观尽碎。49年解放军打过来的时候,他机灵得很。不是挺身作战,而是雇了“飞虎队”包机,钱、金条、和一堆女人、家眷悉数塞上飞机,先落香港,复到了沙特。离了乱世,换上一身阿拉伯长袍,其实人还未变,手段仍旧。
那时候说句题外话:有时候坏人自己也害怕自己——马步芳见到蒋介石,嘴上认错却两面派;一听让他重返西北,他转身就谋划跑路。为求踏实,买通蒋氏部下得了护照,送礼送金,扮成朝觐信徒,落地沙特。
到了沙特,马步芳还真有点本事,四辆小汽车、饭店舞厅样样不缺,仗着“中华民国大使”这顶帽子风风光光。不是说有心无力,而是有钱有胆有门路。开酒店、做舞厅,说到底比领兵打仗自在多了,赚钱与杀人,是一体两面。日子好得很,连沙特国王都肯搭理他,惹得本地人一度以为他是“高官”。
偏是好景不长,台湾那边闹出了大丑闻。这事儿流传到沙特,装聋作哑也没用,“大使”名头一撸,马步芳直接成了“普通人”。但他命硬,沙特国籍拿到手,依旧在异国度日如意。给蒋介石送钱祝寿,几万两黄金眼也不眨。他手下做事从来简单粗暴——文件只写“阅”字,其他让小祸害们忙活,自己该吃喝玩乐还吃喝玩乐。
马步芳最终没死在沙场,没死在监狱,没死在敌人的复仇里。七十多岁,在异乡病死,说不上丰功伟绩,也谈不上血债偿还。最吊诡的是,死后这人还被摆上了历史的舞台,有人甚至吹捧他“威武”。
偶尔走过西宁那座号称“马步芳公馆”的大门,冷不丁还真有人进去合影留念。你说这世界,“革命烈士陵园”门可罗雀,“公馆”倒热闹,荒诞得很。
这一切到底是对恶人的宽容, 还是历史本身就从不肯给我们一个公道的答案?想想古浪县那成片的战士白骨,再对比沙漠里潇洒而终的“马大人”,唏嘘之外,也只能自问——这世上,真有因果、报应、天理吗?还是说,活着的人总会把该忘的慢慢忘了,只剩一地荒凉给后来人咀嚼?
历史不等人,正道也并非总有光明。我们不过是在一地血迹与偶尔的春风之间,求一份记得——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