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歌唱家蒋英：与钱学森的婚姻很坎坷，一双儿女现在怎样了？

讲一讲钱学森和蒋英的故事，八成的人都是从“科学巨匠”“导弹之父”这些词开始聊起的。可我总是忍不住去想，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犹豫和脆弱，甚至会思念家乡咸鸭蛋味道的人。说起蒋英，她的名字总被和钱学森并在一起，仿佛她只是一个温柔的背景，实际上她本也是舞台中央的那道高光。想想看，两个性情完全不同又天赋卓绝的人，他们的生命里有多少偶然和无奈？而他们的一双儿女，钱永刚和钱永真，面对如此耀眼的父母，又会有什么样的日子和心思？

蒋英生在一个讲究读书传家的家族，从小耳濡目染，家里常常喝着茶讨论诗书乐理，屋檐下时不时飞来几声阅读的书页翻动声。很多人都知道她是金庸的表姐，却鲜有人记得，她父亲蒋百里也是敢同孙中山议大事的谋士。这个家族，出过多少风云人物，不谈虚空的豪情，而是每天柴米油盐里都透着一股精气神儿。

蒋英小时候过继到钱家，并不是电视剧里那种“咒怨式”剧情，反倒多了些“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味道。她认了钱家做亲爹妈，换了名字，住进宽敞的杭州宅子，但夜里隔三差五还是悄摸红了眼圈。钱学森那会已经是个小书呆子，对这个新妹妹既不会哄也不会陪，嘴笨得像喝凉水都要咕咚咕咚两口。蒋英一次次央求终于回到了蒋家。后来，两家夫人倒也没翻脸，反而在茶饭间一拍即合：将来这俩孩子，或许就该结一份好姻缘。说来也巧，世事如棋，人的缘分，有时候就是这么被“随口一提”定下来的。

等到钱学森远赴大洋彼岸，美国的学业一天天推进，成了加州理工学院令人侧目的明星生时，蒋英却独自在柏林琢磨歌剧。她的老师曾开玩笑，若你歌喉能化冻柏林冰雪，那无人还能冷眼看你。其实蒋英那时心思并不全投在唱腔里，偶尔她也会溜到小巷口的咖啡馆，看老钢琴师慢条斯理掸去琴屑，然后低声哼起老上海的小曲，这种非典型的留学生体验，大概比技术条条框框更能留住青春的味道。

讲到这里，大家可能以为两人总算是在一场浪漫的重逢中，两小无猜、情定终身。可现实哪有那么多鲜花和巧克力？回国后，钱学森被父亲催婚，本意想请蒋英“帮着物色个贤惠的姑娘”，结果别人介绍来介绍去都不是他的“菜”，偏偏心里其实只装了蒋英一个。有意思的是，蒋英当时已经红遍演艺圈，某次上海兰心大戏院的独唱会，演出结束后，有企业家登台送花篮，甚至有人当场豪言要包下一年演出。那种场面，谁见了不心跳？

但两人真在一起，就是很生活化的。“家里的锅碗瓢盆、醋盐酱油，谁做主？”许多朋友都调侃他们是“天作之合里的烟火夫妻”。蒋英其实不会做饭，钱学森乐意进厨房，每次炒个西红柿鸡蛋，蒋英就在一旁学英文，俩人鸡同鸭讲地咕哝着过日子。蒋英喜欢柔软的歌声，钱学森爱琢磨流体力学方程，晚饭后一个在钢琴边弹奏《月光》，一个在阳台上低头算公式——有点像有人家的夫妻，一个爱露台晒花，一个钻厨房做卤味，互不干扰，气氛却异常温馨。

他们在美国的生活，其实外人看来风光，家里常年有留学生来聚会——有人带小提琴、有人炫口语，可蒋英永远有种“人在屋檐下”的落寞。孩子出生后，很多事都要自己扛。直到钱学森想“回家报效祖国”，美方却百般阻挠，不只是不给走，甚至连被褥和信件都要搜查。那阵子，蒋英白天带娃黑夜失眠，常搬个椅子守着电话，唯恐下一个电话就是噩耗。钱学森被关押期间，她既要耐心照顾摇篮里的女儿，又要为丈夫的安危上下奔走，什么叫骨血亲情里的执拗，那才是真正顶风而上的柔韧。

最困难的时候，她宁肯自己过穷日子，也硬是攒下钱保释丈夫，她的小手摩挲着手里的钞票——那可是绝望里的一根救命稻草。“我们是一家人，我怎么能忘了他？”大概只有经历过无法诉说的忧愁，才懂得她的孤独与刚毅。

钱学森出狱后，更坚定要回国，哪怕前头是荆棘坎坷。终于回到北京后，日子多少好一点了。蒋英重新回到舞台，这回她不是靠家族名望，也没靠丈夫的头衔，她带着那台从美国搬回来的钢丝录音机，为学生讲《蝴蝶夫人》《茶花女》这些歌剧，舞台上的她声如天籁，私下却总是在后台边吃盒饭边给孩子缝衣服。

真正难的是，丈夫搞的是世界最前沿的科技，走得远，回来的时间却越来越少。蒋英每逢春节，都要面对桌前空空的椅子，孩子一问“爸爸去哪儿了”，她常咬咬牙，笑着说“工作忙”，转眼自己就得抹去泪光。有时候，蒋英会带着孩子在后门口等一夜，只为哪怕能远远看到钱学森进大院的背影。

讲起60年代的风雨，许多人会把大风大浪归结于“那个年代如此”。可对蒋英来说，“不好过”三个字，远不足以形容。出身明明光鲜，却被标签成“问题家庭”，她被下放农村，学堂里的钢琴换成了食堂的锅勺，她咬着牙喂鸽子、洗衣服，还得凑出笑脸陪孩子玩捉迷藏。可只要她一上讲台，一开嗓，那份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自信和优雅，从未散去过。

一晃几十年过去，夫妻俩哪怕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生活作风却没人敢比。有人建议他们搬进更宽敞的宿舍，或者到高干楼里享清福，蒋英谢绝得干脆，隔三差五带着孙子下楼捡废纸、修灯泡，街坊都说这家人“平得不能再普通”。甚至，家里最大的“家产”，也不过是堆满楼道的书和一台用坏多次的老录音机。

有人说，拥有完美父母的孩子，往往活得最沉默。但钱永刚和钱永真，却是特例。他们很普通，没有接父亲的衣钵，也没在母亲的舞台上留影。钱永刚当兵、复员、考学，一度觉得自己奋斗太难，甚至埋怨过父亲没有“托关系”。毕业后，他漂洋过海学成回国，做起钱学森图书馆的馆长，一辈子穿旧西装、骑老半新不旧的28大杠，跟巷口退休工人没什么两样。

妹妹钱永真，童年学了几年乐器，也没往艺术这条路上走。成年那一年，正遇改革风口，她干脆随丈夫去了美国，安心做一名普通的海外职员。父母不在以后，兄妹隔着半个地球，一年难得见一面，有什么急事了，也是彼此托熟人捎句话。有人看着摇头，怎么这么“没出息”？可钱家人从不把荣光贴在身上，反倒甘愿被世人遗忘在平凡的生活里。

说到底，顶端的父母能不能成就一样出色的儿女？答案永远见仁见智。只是世上有一种幸福，就是你活在伟人身边，却不必背负“伟大”的重压。夜深人静时分，或许钱永刚偶尔还会想起父母小两口在厨房里吵拌盐和糖，蒋英边教他唱歌，边用杭州腔念叨“饭要趁热”，钱学森在一旁无奈摇头。他们的幸福，或许就在这些烟火气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