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歌：南疆生活旧忆（6）

在乡武装部工作一段时间后，我与民兵们渐渐熟络，不少家在附近的民兵常热情邀我去家中做客。记得第一次登门时，刚进院子，便见民兵的母亲跪在角落的毯子上，眼睛紧闭，嘴里念念有词，神情虔诚。那时候我对当地民族习俗尚不了解，便问民兵他母亲在做什么。民兵笑笑说，妈妈在做“乃玛子”（礼拜）。我虽知晓这是宗教活动，却也不愿贸然打扰，一直等到礼拜结束，她才起身去准备饭菜。后来我才明白，依照当地宗教习俗，女性不被允许进入清真寺，在家礼拜成了她们唯一的选择。

后来在村里负责农业生产工作，我才发现宗教对群众的生活渗透有多严重。农忙时节，尤其是每周五，只要到了礼拜时间，农民们便会齐刷刷放下手中的“坎土曼”（一种农具），纷纷赶往清真寺。只有等礼拜结束，他们才会回到田间，继续忙活农活。平日里，不少男性的脑门上总沾着一抹灰尘——不用多想，这定是刚做完礼拜、跪拜时留下的痕迹。从这些细节里，不难看出当时宗教对南疆基层的渗透之深。

浓厚的宗教氛围，连公共交通也未能幸免。那时公路客运的司机清一色是维吾尔族，每到礼拜时间，司机便会把车停在路边。车上的维吾尔族男性乘客会全部下车，找个地方整齐跪成一排，诵经礼拜。女性乘客和汉族乘客则只能留在车上，静静等候他们结束后再出发。

更严峻的是基层工作的开展。村干部向群众传达上级会议精神时，常常无法将大家召集到村委会。无奈之下，只能守在清真寺门口，等群众做完礼拜后，先与阿訇沟通，再由宗教人士把大家召集到清真寺门口开会。这种做法无形中抬高了宗教人士的威信，导致群众“只信教不信法”，宗教势力逐渐侵蚀基层政权，基层组织近乎陷入瘫痪。有些乡镇召开大会时，乡长还会特意将宗教人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或是置于最前排，给予特殊待遇。起初我对此十分不解，但其他乡镇干部却习以为常，觉得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长此以往，宗教的地位被不断抬高，宗教人士在社会上的权威也愈发巩固。

20世纪90年代的南疆，宗教渗透不仅遍及农民群体，连乡村干部也受其影响。女性干部基本都戴头巾，农村妇女更是无一例外——她们外面穿着长长的衣物，里面套着裙裤，整个人显得灰头土脸，蒙面的情况也屡见不鲜。男性中留大胡须的人随处可见，尤其是宗教人士，几乎人人都留着大胡子，大胡子俨然成了宗教人士的标志。彼时，宗教仿佛“绑架”了整个维吾尔民族：群众只信奉宗教，却不重视法律。当地很多女性十五六岁就结婚，年龄最小的甚至只有十三四岁；而且他们结婚基本上不领取国家颁发的结婚证，只需把宗教人士请到家中念一段“尼卡”（宗教婚仪），便视作婚姻成立。离婚时也不走法律程序，只要宗教人士念“三个塔拉克”（宗教离婚仪式），便宣告婚姻结束，婚姻法在当地形同虚设。

这便是1997年初我到南疆乡镇时，亲眼目睹的真实社会状况。这些记忆片段，记录下了宗教极端思想全面渗透南疆的真实景象。后来，随着“去极端化”工作的大力推进，曾经那些停在路中央做礼拜的班车、村委会门前随风摇曳的经幡、街头蒙面妇女的身影，渐渐都成了历史。但当年宗教氛围过度笼罩日常生活所带来的压抑与窒息感，至今仍会在我的梦境中反复浮现，时刻提醒着我那段不容忘却的过往。

新疆的“去极端化”工作，彻底改变了这一切：它让当地居民摆脱了宗教极端思想的束缚，重新回归理性生活，生命财产安全得到有力保障；有效避免了宗教对教育的干扰，为教育发展扫清障碍，也为孩子们创造了更多成长与发展的机会；同时营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带动就业、提高收入，让群众的生活愈发红火；更增进了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让大家在和谐共处中携手构建美好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