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如歌（三）

作者：马学雷

第三章 军旅生涯（1964—1984年）

第一节 学开汽车

1965年1月至3月，参加汽车连新兵训练，编在新兵排七班。训练科目首先是政治教育，主要包括部队性质宗旨、组织纪律、军民关系等方面；其次是队列、射击、投弹、攻敌（实行“三三制”，即三人一组，呈三角形）等方面的训练。

经过新兵训练，政治觉悟和军事技能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在军训考核中我个人获得步枪射击良好、投弹优秀的好成绩。

新训期间，我决心以雷锋为榜样，做毛主席的好战士，于是便向连党支部申请改名马学雷，后经上报团机关批准，由入伍时的名字马丕爱改为马学雷。

４月1日换发了新军装，授列兵军衔，开始计军龄，成为一名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丰沛两县603名新兵退回3人）。

3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后，紧接着又投入了新兵汽车驾驶学习。时间半年，先学理论知识，后学驾驶操作。班长朱丙云，湖北人，1959年入伍，共产党员，对训练要求十分严格。先后多次在齐河县、聊城地区公路和济南市郊山区公路训练行驶。后来经过考试合格，我领取了实习驾驶证。

当战士时，是实行供给制，第一年每月发津贴费6元，第二年每月7元，第三年每月8元，每月省下5元寄回家用，伙食标准每人每月粮票45斤、现金13.5元。家庭军属优待，生产队分配给平均口粮。

当干部是工资制，68年5月我任汽车连二排排长，行政二十三级，月工资52元，伙食费月交13.5元，个人月零用10元左右，每月节省下来的20多元钱几乎全部寄回补贴家用，就这样一直坚持10年。68年到78年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工资仅调整一次，调整后我的工资每月增加8元。

从68年到79年唯一的一次大点的支出就是买了一块手表，也是那些年我个人仅有的家当了。家庭每年夏、秋两季分配口粮，因工分少，合计每年拔钱近300元，加上家庭正常开支，生活也是紧紧巴巴。但是如果我不是在部队而是在农村，家庭的日子会更艰难些。

第二节 当炊事兵

1965年10月，汽车驾驶训练刚结束，连里分配我到炊事班当炊事员，当即服从命令去了炊事班。

一开始总认为当炊事员不如当汽车驾驶员好，学好汽车驾驶技术以后退伍回去好找工作，后来通过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毛主席著作，以张思德、白求恩、雷锋等同志为榜样，勇当革命的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于是下定决心当好一名优秀炊事兵。

炊事班长姓何、湖南人，1959年入伍，共产党员，个子不高，很精干、很麻利。班长分工让我烧火，并耐心教我如何生火、烧火、压火、改灶等。在班长手把手的指点下，逐步掌握了烧火技术。灶台两口大锅，两只烟囱，全连约100人吃饭，不仅要保证及时开饭，还要注意节约用煤。

先后经过多次改灶，把灶膛改成了马蹄形，把灶膛周边8个通向烟囱的小洞改了又改（洞大了浪费煤，洞小了上火慢不赶火），同时炉渣用筛子过筛，挑出来的黑炉渣再和没烧的煤一起用。经过3个多月不懈的努力，司务长文泰安同志说，原来全连每人一天用煤一斤，现在下降到八两。

除了烧火，还帮战友喂10多头猪，并同战友用行军锅去50多米外的土井里抬水。先用手摇水车把水抽到行军锅里，一锅水近200斤，再用木杆子抬，战友比我个头矮，我让他大头，一般情况下一天要抬40多趟才够用。

到了冬天，几十辆汽车发动前要加热水，用水量增加很多，但却从来没有耽误过。总之不怕脏、不怕累、不怕苦，认真干好炊事班的工作，受到领导和战友们的一致好评，1966年下半年任炊事班副班长。

1965年10月，组织上批准我入了党，成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预备期一年），66年10月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

后来又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多次参加团里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并作学习心得体会的典型发言。三次被团党委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多次参加铁道兵和济南军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

第三节 “三支两军”

1966年，毛主席作出了解放军要“支工、支农、支左、军管、军训”的“三支两军”指示。1967年3月，我从炊事班调到三排九班任班长。

3月中旬，汽车连指导员沈国良、副连长周武奉命带领汽车连20多名战士，到山东齐河县焦斌公社开展“支农”工作。在沈、周两位连首长的正确领导下，支持公社书记马宏亮主持公社全面工作，尽快落实春耕生产。

我们20多人分别到各生产队做生产队长和群众的工作，不误农时恢复农业生产，成效十分显著。4月底，集体奉命返回部队。经过“支农”工作锻炼，增强了群众观念、政策纪律观念，加深了对“抓革命、促生产”辩证关系的理解。

1967年8月初，铁道兵独立舟桥团奉命“军训”。为做好“军训”工作，独立舟桥团立即组织了军训团，全团抽调30多名干部和战士，干部占多数。我被抽调参加，时任三排九班班长。

军训团政委是时任团党委书记、政委杨兆萍同志，团长是时任团后勤处长张延田同志。可见，独立舟桥团党委高度重视这次“军训”工作，并且高规格的配备了参加“军训”的军训团领导及成员。

军训团1967年8月进驻山东省德州市第二中学，该校设有初、高中班，加上教职员工近一千人，校址在市东郊。我被分配到初三年级一班，任军训初三（初中三年级）连一排排长，连长是部队汽车连周武副连长，指导员是部队三连毛贤啓副指导员，在周、毛两位连首长的领导下开展工作。

首先到所在班全体学生家中走访，宣传毛主席“要复课闹革命”的指示，解放军要“三支两军”的指示，动员迅速返校军训。经过近一周的走访做工作，全班40多位同学全部按要求返校参加了军训。

军训团杨政委、张团长组织全校师生接连上几次大课，宣传和辅导学习毛主席的复课闹革命、军训、斗批改三结合等重要指示，深刻理解重大意义。经过与广大师生深入座谈讨论，提高了全校师生的思想认识，使他们积极投入到军训复课中来。

军训首先是军事训练和队列训练。经过两周训练，队列行走的有模有样，几次把学生组织起来到德州市大街亮相，受到了当地群众的较高评价。

其次上文化课，并做“造反”和“保皇”两派学生的大联合工作。在整个军训中，与同学们时时处处打成一片，一同军训学习、一同搞文体活动、一同在食堂就餐、一同在宿舍住宿，关系非常融洽。

经过四个多月的严格军训和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进行斗、批、改，消除了派性，实现了革命大联合，建立了“三结合”革命委员会，其成员有领导干部、学生代表、军队代表。学校在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下，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工作秩序。1968年1月，军训团圆满完成军训任务撤回部队。

回到部队，我认真总结军训工作，经过反复思考起草了“在路线斗争中提高觉悟”的体会文稿，经团政治处审阅，刊登在1968年5月的《铁道兵》报纸上，受到军训团首长和同志们的较高评价，并被铁道兵报社特邀为通讯员。后来又多次投稿，共刊登5篇。

第四节 见到毛主席

上小学的时候，清楚记得教室黑板上方张贴着毛主席画像，老师教唱的《东方红》歌曲，“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那时就时常梦想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但同时也深深的感到作为普通的农家子弟见到毛主席几乎是不可能的。

1964年入伍后终于有了机会，我在部队坚持以雷锋为榜样，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改造思想，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服从组织安排，努力做好工作。

在连队当战士、班长、排长期间多次被评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并多次被团党委树为学习毛主席著作标兵，多次去北京参加铁道兵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68年到70年，6次有幸见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1968年2月10日，赴北京参加了铁道兵召开的第二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2231名，舟桥团派出代表4名，我是其中一个，时任战士（三排九班班长），带队的是团长夏盛文同志。会上，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分别介绍了经验。

经与会代表们讨论，铁道兵党委决定树立铁道兵硬骨头战士张春玉、杨连第连（以抗美援朝战斗英雄杨连第命名的连队）等24个先进人物和先进集体为铁道兵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标兵。会议期间，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接见了全体代表。

会上，发给代表们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我当时在语录的扉页上写下“1968年3月7日18时15分至22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见到了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及中央其他首长，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一定要做毛主席的好战士，座位距主席台20多米。”这本语录到现在我还珍藏着。

回忆当时的情形，我的座位在会堂一层居中靠前，灯光很亮，看的很清楚，当毛主席从会堂后台缓步从右侧出来时，身材高大魁梧，穿银灰色中山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面带微笑，频频地向代表们挥手致意。

从主席台南侧走到北侧，紧跟在主席后面依次是林彪、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其他领导人，他们都手举“毛主席语录”挥动着向代表们致意。当看到毛主席时一万多名（全军六兵种、两学院开会的代表集中接见）代表起立，举着毛主席语录不约而同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整个大会堂沸腾了，像一片红色的海洋。那个场面非常激动人心，幸福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也更加坚定了我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信心和决心。

1969年9月28日参加了铁道兵在北京召开的铁道兵第三次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代表大会（简称“三代会”），到会代表2600余人。

舟桥团出席会议的有10余人，我是作为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参会的，时任一连政治指导员。这次会上，铁道兵党委树立了30个先进集体和个人标兵。

大会期间，10月14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毛主席接见了铁道兵和其他兵种参加“三代会”的全体代表，约一万余人。接见的场面同1968年3月7日的情景大致相同，这次陪同毛主席接见的，依次有林彪、周恩来、叶剑英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大会期间，“三代会”的全体代表观看了国庆（1969年10月1日）大游行，并与首都50多万军民一起欢度国庆之夜。我有幸持绿色入场证件，站位在西观礼台，距天安门城楼30多米。上午10点整，天安门广场响起了亲切悦耳的《东方红》乐曲，毛主席第一个出现在了天安门城楼上。

随后，中央其他领导人及外国贵宾也一一登上城楼。天安门广场顷刻锣鼓喧天，欢声雷动，整个广场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毛主席频频向周围和广场上的庆祝大军挥手致意，“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直冲云霄。

10点20分左右，国庆庆祝讲话结束，阅兵式开始了。在解放军军乐团《歌唱祖国》的乐声伴奏下，解放军陆、海、空方队和首都民兵师方队迈着雄壮的步伐正步通过天安门城楼。

紧接着是搭建了专门的彩车（包括工、农、商、学、文艺、体育等各行各业）的游行队伍，而且敲锣打鼓，声势很浩大，气氛也很热烈，游行的人群行进了大概2个小时。

晚上8点，毛主席与中央领导人又一次登上了天安门城楼，长时间的向广场上欢呼的人群招手致意。天安门城楼上灯火通明，如同白昼。

当毛主席坐下后，广场上响起了震天的锣鼓，人群中跳起了欢乐的歌舞，夜空中升起了绚烂的礼花，五彩缤纷的礼花与变幻莫测的灯光交相呼应，将天安门前的夜空和广场上欢呼的人群交织在一起。

每半个小时，庆祝活动突出一个主题，毛主席就站起来向天安门城楼下及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广场上的一个个圆圈内也跳起了欢快的舞蹈，表演起了各种精彩的节目。

绚烂的礼花，纵情的歌舞，欢腾的海洋，将节日的夜晚推向了一个又一个高潮。晚上10点，整个庆祝活动在“山花烂漫”、“万山红遍”、“江山多娇”、“举世欢腾”、“全国山河一片红”等烟花礼炮声中结束。我的心情仍然无比激动，久久仰望着天安门城楼，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天安门广场。

1970年4月，我受命去北京参加了铁道兵举办的军队内部清理阶级队伍学习班。独立舟桥团8人参加（其中一人为清理对象），我当时任一连指导员，学习时间从4月至12月。

在学习期间，10月1日国庆节，被组织上安排再次参加了国庆观礼，仍在西观礼台，又一次见到了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晚8点观看了焰火晚会。

其他几次不再一一赘述，连续两年有幸参加国庆观礼，实属难得，终生难忘。想想无数先烈为革命牺牲了生命，却没能看到新中国的建立，更没有机会见到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相比之下自己太幸运了，同时也为党组织给了自己这样高的荣誉而深感有愧和不安。因此，暗下决心加倍努力学习和工作，立志做一名好党员、好战士，以实际行动回报党组织的培养和关怀。

第五节 开荒种稻

1968年毛主席作出“军队亦工、亦农、支援农业”的指示，舟桥团三连(1970年底我任三连指导员)连续两年（71年、72年）受命担负开荒种稻任务。

进驻山东省齐河县黄河北岸王尔镇村，全连100余人，全部住在老百姓家，一个班住一户人家，食堂设在生产队脱粒庄稼的场房内，连队干部和战士一样也住在群众家里。

六十七年代，齐河县人少地多，1964年舟桥团组建时，驻地人均土地45亩。但可耕地少，多为洼地、盐碱地、荒地。

1971年三连开荒200余亩，全部种上了水稻，品种是桂花香，不仅抗倒伏而且产量高，当年平均亩产500余斤，总产10万余斤。绝大部分上缴国家，少部分补贴部队。当年荒地变稻田，黄河岸边如江南，发扬了延安时期南泥湾的精神，受到当地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好评。

我身为连队主官、指导员、支部书记、团党委委员深感重任在肩，在紧抓部队政治教育的同时，着重抓了党支部建设，充分发挥支部委员会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队伍的先锋模范作用，要求战士做到的首先党员干部必须先做到。

我坚持与战士同劳动，并学会了稻子育种、插秧、管理、收割、脱粒、扬场等农活。

在做好开荒种稻的同时，要求连队多为驻地老百姓做好事，如战士为住户打水扫院子、卫生员给群众看病、理发员为群众理发，宣传队为群众表演文艺节目等，同时连队干部经常上门征求大小队干部的意见。

总的军政、军民关系密切，两年来没有发生一起违反群众纪律的事，连队全面建设过硬，年终受到独立舟桥团党委的表扬。

第六节 会战铁路大桥

1973年3月，舟桥团奉命安排一、三、五、七连和机关直属连队计1006人，赴北京市密云县石塘承担铁路沙通线（后改称京通线）白河大桥施工任务，我当时任三连指导员，连长是毛贤啓。

白河大桥是舟桥团时期承建的唯一一座铁路大桥，建桥跨时6年，实际施工45个月，总投资1600万元。

白河大桥是（北）京通（辽）铁路线上单跨跨度最大的桥梁，位于密云县石塘与黄土坎车站之间的白河入密云水库处，是深水位、深基础、大跨度桥梁。基深23米，墩高47米，水库枯水期桥址处水深在14米左右，蓄水期在20至40米之间，河宽380米。

桥设2墩2台共3跨，每跨长128米，桥面与两岸隧道相连。河床表面地质为淤泥质沙粘土，6米以下为沙夹卵石层，22米处为坚硬的片麻岩。桥与河正交，长402米，是我国首次试用15锰钒氮钢作桥梁钢的栓焊钢桁梁桥。

大桥建设成立了指挥部，团长术永富任指挥，副团长吕建国和副政委郑清仕任副指挥，总工程师汪毓珠负责技术。

1973年3月，我所在三连从山东齐河县进驻大桥工地，在桥西侧山头上搭建帐篷。3月至11月，主要进行道路及场地等施工准备工作。

12月正式开工，浇注混凝土施工紧张时采取三班倒24小时不停工，我和战士一样在施工一线跟班作业，有时甚至要连续工作48小时。经过45个月的紧张施工，1977年9月大桥竣工。

大桥竣工后，经检验测定，各项技术指标均达到《铁路桥梁施工技术规范》要求。施工中采用“钢沉井沉船法”，其施工工艺在1978年国家科学技术大会上获奖。经多年通车运行，墩、台、梁均未出现异常。

1974年底，在三连任指导员时，因工作成绩突出，独立舟桥团党委给我记三等功一次。1975年1月任团政治处副主任，年底离开工地回舟桥团机关工作。

2016年4月，我同老伴和马洁、艳梅到北京外孙徐鹏家期间，徐鹏开车带我们专门到了白河大桥看看，“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雄伟的大桥横跨在滔滔的白河上。

站在桥头，顿时浮想联翩，仿佛又回到了40多年前那机械轰鸣、热火朝天的施工现场，再现了战友们生龙活虎日夜穿梭异常忙碌的情景，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那可真是战斗的青春，激情燃烧的岁月。

第七节 抗震救灾

1976年7月28日凌晨3时22分，河北省唐山市发生了7.8级强地震，震后统计公布，死亡242769人，重伤16.4万余人。

震后，唐山地区铁路全部中断，蓟运河上的汉沽铁路大桥破坏严重，墩台震裂、钢梁移位1.5米，全桥缩短2.3米，是整个铁路抢修的重点和难点。国家抗震指挥部要求铁道兵在8月10日前抢通京山线，铁道兵把任务下达独立舟桥团。

汉沽大桥位于唐山市西南的蓟运河上，距唐山48公里，桥址处河宽186米，水深6至8米，最深处10米。

7月31日18时，独立舟桥团接道铁道兵命令：“汉沽大桥抢架铁路舟桥，要求8月7日18时架通。”当晚团党委命令部队立即进入紧急备战状态，先后召开团党委扩大会、排以上干部会和以党支部为单位的紧急动员会，成立了以团长术永富、政委吴献洪为组长的前后方领导指挥小组。

唐山地震时，我正在济南军区司令部直属政治部开会，时任团政治处副主任，没等会议结束，接到命令就迅速赶到抢架浮桥现场，参与组织指挥及现场的政治思想工作。

8月1日兵分两路，前方小组赶赴现场勘查、研究兵力部署，确定舟桥抢架方案。后方小组迅速与齐河县革命委员会、晏城火车站、济南铁路局取得联系，调集车皮，集结舟桥器材。

在济南铁路局、齐河县的大力支持下，独立舟桥团500名官兵在各个运点日夜奋战、紧急装卸倒运器材，到8月7日第一、二、三列火车器材和人员陆续全部抵达现场。

8月9日22时，一座长达224米的铁路浮桥（含两岸50米栈桥）在蓟运河上架通，10日上午正式通车。从通车到10月12日共运营通过火车533列，计20375节客货车皮。

为唐山地震伤员运出救治和救灾物资输送作出了重要贡献。10月25日，军委命令同意独立舟桥团撤离唐山灾区，31日参加抢险的人员和舟桥器材全部撤回齐河县驻地。

在铁路浮桥运营中，党和国家领导人孙健、邓颖超、康克清和解放军三总部、国防科工委的领导及铁道兵司令员吴克华、政委吕正操等先后来到现场看望慰问架桥官兵，并参观视察了舟桥，对我国首次在应急抢险中用铁路舟桥获得成功表示祝贺。

这次抢架铁路舟桥之所以成功，源于1966年8月8日至9月2日独立舟桥团在济南洛口黄河进行的铁路舟桥通车实验成功。舟桥全程466米（其中河中部分263米），设有铁路、公路两线桥面，同时段经火车、坦克通车实验平稳安全。

实验期间，8月28日张爱萍副总参谋长、国防科委、工程兵和济南军区的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亲临现场指导。实验成功后，每年都在训练。“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唐山地震救灾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8月中旬，我坐军用三轮摩托车，去北京房山参加铁道兵召开的救灾工作会议，途经唐山市区，映入眼帘的是残垣断壁、一片废墟，街上还有少量伤员等待救援，看到军车拉着用塑料袋包裹着的尸体去掩埋，军车上的解放军身穿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站在车上。

空中的飞机低空飞行喷洒消毒药物，公路震裂的缝隙大的有一市尺，不时的还有余震。下车和当地居民谈起这次大地震，据他们说因为地震在晚上，而且发生于凌晨人们熟睡之时，使得绝大部分人毫无防备，造成死伤人数较多。

其中老人、妇女和孩子占多数，伤情较重的被及时转移到大医院抢救，伤情较轻的安排住进帐篷就近治疗。

在近3个月的抢险救灾中，独立舟桥团官兵在架桥、护桥的同时，全力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积极做好清理倒塌房屋、收割庄稼、救治病人等。

据后来了解，在党和国家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国军民的无私援助下，唐山人以最快的速度恢复了灾区生产生活，震后不到一周，数十万群众衣食、饮水得到解决。

震后不到一个月，灾区供电、供水、交通、电信等生命线工程初步恢复；震后第一个冬天，灾民全部住进了简易房；震后一年多，工农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