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中东路悲歌：斯大林挥师远东，张学良 7000 精锐埋骨雪原

中东铁路是沙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产物，是根据1896年《中俄攻守同盟密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由清朝政府出股金500万两，沙俄政府修建经营的。1897年1月动工，1901年11月竣工，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连。

1917年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声明，废除沙俄在华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各种特权，明确表示:中东铁路“归还给中国，不受任何报酬。”

列宁去世后，苏联领导人改变了列宁的政策，以“中东路不至为帝国主义者所夺取，必须将该路的管理权保留于苏维埃政权之手”为理由，拒绝将中东路归还中国。

1929年蒋介石指使东北地方当局，挑起了持续半年之久的“中东路事件”。5月，张学良借口苏联在哈尔滨总领事馆召开远东党员大会，派军警搜查苏联驻哈总领事馆，监禁苏联驻哈总领事及其他外交官员，逮捕领馆苏方人员39人。

事件发生后，苏联向南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但是，蒋介石和张学良无视苏联方面的抗议。

随后，张学良的东北当局用武力强行接受中东铁路。随后，苏联宣布断绝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关系，撤回苏联政府任命的一切驻华外交、商务及在铁路方面供职的人员，并保留1924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的一切权利。

此时，大兴安岭暗云弥漫，乌苏里江阴霾四合，一场暴风雨随即来临了。

斯大林任命曾任广州国民政府军事总顾问的加仑将军为远东特别军司令，用军事手段回答蒋介石。

7月20日，苏联红军分三个方向，向东北军发起攻击。主战场在满洲里。11月，满洲里、扎兰诺尔等战略要地失陷。11月24日，连距离国境80公里的海拉尔也被苏红军冲入。

扎兰诺尔的炮火尚未散尽，东北军第17旅7000官兵的鲜血已染红了满洲里的雪原。1929 年11月的东北，寒风裹挟着战败的阴霾，压得整个东北军上下喘不过气。旅长韩光阵亡的消息传到沈阳帅府时，张学良正对着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红色箭头出神。

那是苏联远东特别军的进攻路线，从满洲里到扎兰诺尔，再到海拉尔，不过短短数月，东北军苦心经营的边境防线便土崩瓦解。

此时的东北军内部，早已没了7月时少壮派的激昂。元老派代表王永江当着张学良的面，将茶杯重重顿在桌上：“少帅，当初我就说过，强行收路就是引火烧身！现在倒好，满洲里丢了，海拉尔也没了，咱们拿什么跟人家打？”话里的怨气，道出了东北军的真实困境。

经过郭松龄反奉、皇姑屯事件，东北军精锐本就元气大伤，此次与装备机械化部队的苏联红军对抗，更是力不从心。前线传来的战报显示，东北军士兵多是拿着老式步枪，连御寒的棉衣都凑不齐，而苏联红军不仅有坦克、重炮支援，还配备了充足的防冻装备，双方战斗力差距悬殊。

更让张学良心寒的，是蒋介石的“全力支持”成了空头支票。7月在北平见面时，蒋介石拍着他的肩膀说 “汉卿放心，中央一定给你撑腰”，可如今战事吃紧，张学良多次发电报请求南京政府派兵支援，得到的回复却总是“中央正忙于整顿内部，暂难抽调兵力”。事实上，蒋介石此时正忙着拉拢冯玉祥、阎锡山等军阀，巩固自己的统治，所谓的“支持”不过是借张学良的手试探苏联的实力，同时削弱东北军的力量。这一点，张学良后来在回忆录中坦言：“那时我才明白，蒋先生根本不是为了收回主权，就是想让东北军和苏联拼个两败俱伤。”

另一边，斯大林的军事打击已然达到目的。加仑将军率领的远东特别军在占领海拉尔后，并没有继续南下，而是停下了进攻的脚步。斯大林很清楚，苏联的核心诉求是保住对中东铁路的控制权，而非全面入侵中国东北。毕竟此时苏联正面临西方列强的封锁，若陷入长期对华战争，只会让局势更加被动。于是，在军事施压的同时，苏联通过第三方渠道向南京政府释放谈判信号，提出的条件很明确：恢复 1924 年《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中的中苏共管模式，南京政府需释放被捕的苏联外交人员，赔偿苏联在事件中的损失。

谈判的地点选在了苏联的伯力（今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中方代表是东北军参谋长王树翰，苏方代表则是远东特别军政委库兹涅佐夫。谈判桌上，王树翰试图为中国争取更多主权，提出 “共管期间需增加中方人员比例”“铁路盈利按比例分配”等要求，却被库兹涅佐夫强硬驳回：“现在的局面由军事决定，中国若不接受现有条件，红军随时可以继续南下。” 与此同时，前线传来消息，苏联红军已在满洲里集结了更多兵力，大有随时再战之势。

1929年12月22 日，《伯力协定》正式签订。协定内容基本按照苏联的要求制定：恢复中苏共管中东铁路，中方释放所有被捕苏方人员，双方撤回到事件爆发前的边境线。消息传到沈阳，张学良在帅府的书房里坐了一夜，桌上的电报被他揉得不成样子。这场由他主导的“收回主权”行动，最终以中国的妥协告终，东北军伤亡近万人，边境重镇失守，还背上了巨额赔偿，成了他一生中难以释怀的“耻辱”。

中东路事件的落幕，也彻底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关系与中国东北的局势。对斯大林而言，这场冲突不仅保住了苏联在中东铁路的利益，更向外界展示了苏联的军事实力，巩固了他在国内的统治；对张学良来说，东北军的惨败让他意识到自身实力的不足，也对蒋介石的“权谋”多了几分警惕，这为后来“九一八事变”时他的“不抵抗”决策埋下了伏笔；而对中国而言，这场冲突暴露了南京国民政府的软弱与外交无能 —— 所谓的 “收回主权”，最终不过是一场空欢喜，反而让中国在国际上陷入被动。

多年后，当历史学家回顾这场“斯大林与张学良的兵戎相见”，总会提到一个关键细节：1924年列宁承诺“无偿归还中东铁路”时，苏联尚处于内忧外患之中，需要中国的支持；而到了斯大林时代，苏联国力逐渐恢复，民族利己主义与大国沙文主义开始抬头，曾经的承诺便成了“过时的外交辞令”。这场冲突，既是中国近代史上“收回主权”斗争的一次挫折，也是苏联对外政策转向的重要标志，更是那个弱肉强食的时代里，小国与大国博弈的必然结局。

斯大林对蒋介石的反苏反共行径进行反击是完全必要的，但用战争来解决中苏两国的争端，是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一个表现。中国对中东铁路拥有主权，中国政府要求收回自己的主权，从整体上讲是符合国际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