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裱糊匠的悲歌：被遗忘的替罪羊崇厚

>1880年，寒冷的圣彼得堡。一位被软禁在寓所的年过花甲、身着清朝官服的老人，正借着窗外极地漫长的暮光，颤抖地书写。

>他不是在写申诉状，而是在一遍遍抄写《论语》，试图从先贤的智慧中寻找内心的平静。

>就在一年多前，他还是大清国特命全权钦差大臣，风光无限；此刻，他在国内已成了万人唾骂的“卖国贼”，等待着自己和王朝命运的最终审判。

>他叫崇厚，这个名字如今已鲜为人知，但他的命运，却是晚清那段屈辱历史中最具代表性的悲剧缩影。

要理解崇厚的悲剧，必须先看他辉煌的前半生。

崇厚，字地山，出身满洲镶黄旗的完颜氏，一个不折不扣的顶级官二代。

他的父亲麟庆是河道总督，哥哥崇实官至刑部尚书、四川总督。

这样的出身，在讲究门第的清朝，意味着他的起点是无数汉人官僚奋斗一生都无法企及的终点。

然而，崇厚并非纯粹的纨绔子弟。他自幼接受良好教育，不仅精通满汉文化，更重要的是，他赶上了清王朝被迫“开眼看世界”的时代浪潮。

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北京条约》签订，清廷意识到必须与洋人打交道，于是成立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年仅37岁的崇厚，凭借其旗人身份、出色的办事能力和开通的头脑，成为这个新机构的核心骨干之一。

他的早期外交生涯堪称顺风顺水。在处理“天津教案”等棘手事件中，他展现出灵活的手腕，既在一定程度上安抚了洋人，又尽力维护了朝廷体面，获得了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的赏识。

他被委以重任，筹建天津机器制造局（即后来的天津机器局），这是中国北方最早的近代兵工厂之一，为北洋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此时的崇厚，是朝中炙手可热的洋务派干将，是满洲贵族中难得的“知洋务”人才。

命运的第一个拐点，似乎总是披着赏赐的外衣。他所有的“幸运”，都在为最后那场致命的失败，积蓄能量。

时间来到1870年代末，大清西北边疆告急。

新疆被中亚军阀阿古柏侵占，沙俄趁机以“代管”为名，出兵强占了伊犁地区。

清廷在陕甘总督左宗棠“抬棺西征”的壮烈决心下，历经血战，终于平定了阿古柏叛乱，收复了新疆大部。接下来，就是要从北极熊口中，夺回伊犁这颗“西域明珠”。

派谁去完成这个虎口夺食的任务？朝廷的目光，自然落在了经验丰富、熟悉洋务的崇厚身上。

1878年，崇厚被任命为“出使俄国钦差大臣”，全权负责交涉索还伊犁事宜。这是一项光荣至极的使命，也暗藏着无尽的凶险。

当时朝野上下，经过“同光中兴”的短暂鼓舞，民族情绪高涨，普遍认为俄国必须无条件归还伊犁。他们低估了沙俄的贪婪与狡诈，高估了自身在外交棋盘上的分量。

崇厚就是在这种“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且国内舆论期望值爆表的情况下，踏上了前往俄国的漫漫长路。

他没有现代外交官应有的专业训练和情报支持，对国际法和复杂的国际形势认知有限，他怀揣的，更多是“天朝上国”的陈旧观念和“以诚待人”的朴素思想。

历史的悲剧，常常源于信息的不对称。当他满怀信心地踏上征途时，一张精心编织的外交罗网，已悄然张开。

在圣彼得堡，崇厚受到了沙俄当局超高规格的接待。俄国外交大臣格尔斯等人，极尽迷惑之能事，用盛大的宴会、甜美的言辞和看似友好的姿态，将崇厚层层包围。

他们深知，这位来自东方的贵族大臣，是打破僵局的关键。

谈判持续了近十个月。远离国内压力中心的崇厚，在俄国人软硬兼施下，逐渐被带入了对方的节奏。

俄国人抛出了一个看似“公平”的方案：归还伊犁城。

但作为交换，大清需要割让伊犁西境（霍尔果斯河以西大片战略要地）、塔尔巴哈台（今塔城地区）边境大片领土，赔偿“兵费”500万卢布，并给予俄国在蒙古、新疆贸易免税等大量特权。

这个于1879年10月2日签订的《里瓦几亚条约》草案，本质上是一个“以土地换空城”的陷阱。

伊犁虽然名义上收回，但其周边战略屏障尽失，变成一座孤城，俄国反而获得了更多具有战略和经济价值的权益。

更致命的是，崇厚在未收到朝廷明确指令的情况下，竟自作主张，在条约上签了字。

消息传回国内，举国哗然。朝野上下，从清流言官到封疆大吏，群情激愤。

左宗棠勃然大怒，痛斥此举是“饮鸩止渴”，坚决主张“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张之洞等年轻官员更是连续上奏，弹劾崇厚“误国媚敌”、“擅权卖国”，要求朝廷严惩，甚至喊出了“杀崇厚以谢天下”的口号。

一夜之间，崇厚从国之重诚变成了千夫所指的民族罪人。清廷在巨大的舆论压力下，立刻宣布不承认《里瓦几亚条约》，并将刚一回国、尚在请罪的崇厚逮捕入狱，判为“斩监候”（死缓）。

从权力的顶峰跌落，只需要一纸条约。他本以为带回的是和平，却不知点燃了整个帝国的怒火。

崇厚的命运，成了当时中俄外交博弈的一枚棋子。

清廷拒绝条约并囚禁崇厚，使得中俄关系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

俄国人一方面陈兵边境进行武力恫吓，另一方面也通过各国公使向清廷施压，指责其违背国际惯例，处置全权使臣。

最终，清廷采取了“惩前毖后”的策略。一方面，派出曾纪泽（曾国藩之子）作为新任钦差大臣，重新赴俄谈判。

曾纪泽凭借其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国内左宗棠的军事威慑，历经艰苦谈判，终于在1881年签订了《中俄改订条约》（即《圣彼得堡条约》），虽然仍是不平等条约，但争回了伊犁南境特克斯河流域等部分权益，相比崇厚所签条约，挽回了不少损失。

另一方面，为了平息俄国人的怒火，也为了给国内舆论一个交代，清廷在曾纪泽谈判成功、中俄危机解除后，于1880年将崇厚特赦出狱。

但此后，他的政治生命已彻底终结。虽然后来靠着捐输军饷，得了一个小小的官职，但他终其晚年，都活在“卖国”的阴影和世人的唾弃之中。1893年，崇厚在沉寂中去世。

回望崇厚的一生，他无疑是有罪的。他的罪在于颟顸糊涂，不察敌情；在于擅自专权，违背使命；在于以旧式思维应对近代外交困局，缺乏一个近代外交官应有的专业素养和坚定立场。

但他真的是一个十恶不赦的“卖国贼”吗？恐怕也未必。

他更像是一个被推上他能力无法驾驭的复杂舞台的悲剧演员。

他的失败，是个人能力的局限，更是整个清王朝外交体制落后、情报系统失灵、决策过程混乱的集中体现。

朝廷在派出他时，并未给予清晰明确的谈判底线和充分的情报支持，却在事败后，将所有的责任和帝国的屈辱，都推到了他一个人身上。

他只是那个腐朽帝国的一个“裱糊匠”，试图去修补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最终却因一块糊不好的破洞，被整个房子塌下来的重量压得粉身碎骨。

崇厚的故事，是一个关于责任、能力与时代命运的沉重寓言。他不是岳飞式的悲情英雄，也不是秦桧式的奸恶之徒，他是一个充满缺陷的普通人，却被卷入了时代的风暴眼。

了解崇厚，不仅能让我们看到一段被遗忘的屈辱外交史，更能让我们反思，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健全的制度、专业的人才和清醒的自我认知，是何等重要。

本文资料来源：

1. 王玺，《李鸿章与中日订约》

2.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沙俄侵华史》

3. 清宫档案汇编《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

4. 曾纪泽，《出使英法俄国日记》

5. 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

#晚清外交秘辛#历史遗憾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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