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从8.6万到不足十分之一的生命壮歌！

1934年秋天，中央红军从赣南出发时是8.6万人，到1936年冬天站在陕北黄土坡上，数来数去连十分之一都不到。

彭德怀给中央写报告，里头说“丢了八万多弟兄”，可这八万多个没了的人，哪个不是会喘气、会笑、会疼的？

他们到底为啥死？又凭啥死得值当？

1934年秋从赣南出发的8.6万人，不光是扛枪的兵，队伍里还拖着印钞机、X光机，甚至连兵工厂的车床、印刷厂的铅字盘都装了车，缝纫机咔咔响着给伤员补衣服，文件档案装了二十多箱，说是“把苏维埃的家当都带上”。

谁都知道这是转移，可架势跟逃难没两样，山路上车轱辘陷进泥里，十几个人推一辆，炮筒子擦着树梢走，哪还走得快？

后面国民党的飞机天天炸，炮弹追着队伍尾巴炸，白天躲轰炸，晚上摸黑走，一天走不了二十里，掉队的、被炸伤的，队伍越拉越长，前头的人已经看见湘江的水了，后面还有挑着缝纫机的兵在山坳里喘粗气。

前头就是湘江，蒋介石的兵已经在对岸修好了碉堡，这8.6万人的队伍，像背着包袱过独木桥，谁都知道，过了江，才算真的把命悬起来了。

蒋介石调了30万兵，桂军、湘军、粤军三路围上来，湘江两岸的山头上全是碉堡，机枪口对着江面，就等红军往网里钻。

红五军团34师接了断后的令，师长陈树湘知道，这就是拿全师的命换主力过江的时间。

战士们趴在河堤上，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捅，刺刀弯了就用石头砸，连炊事员都拎着菜刀冲上去。

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敌人抬着他去邀功，半道上他自己扯断肠子，嘴里还咬着块敌人的肉。

五天五夜打下来，江里漂的全是斗笠、枪支、文件箱，水都变黑了，捞尸的船划过去，桨都搅不动。

等主力过完江，8.6万人的队伍只剩3万多，红34师全师没剩几个，有些连队打光了，最后清点人数时，连长抱着花名册哭，名字划一个少一个。

过了湘江，队伍缩成3万多人，遵义会议后才算喘口气。

毛泽东领着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绕得国民党军晕头转向，总算跳出包围圈。

可前头的山更凶——夹金山的雪厚过膝盖，风刮得人脸生疼，战士们大多穿着单衣，有的裹着破麻袋片，冻得嘴唇发紫还在往上爬。

十六岁的小鬼叫啥没人记得，怀里揣着半块盐巴，说是留给伤员的，走着走着就栽在雪里，手还攥着盐袋没松开。

邓颖超后来讲，山顶风跟狼嚎似的，呼气都能冻成冰碴子挂在胡子上，夜里靠在一起睡，第二天总有人再也起不来。

下了雪山是松潘草地，黑泥潭藏在草皮下，看着是绿莹莹的草甸，踩上去就往下陷，有战士背着枪沉，陷进去半截，旁边人拉都拉不住。

野菜挖光了，煮皮带成了常事，炊事员把牛皮腰带切成条，搁水里煮到软，嚼着像牛皮筋，咽下去剌嗓子，可谁都不敢吐——吐了就真没吃的了。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抵陕北时，花名册上只剩7000多人，出发时的8.6万大军，这会儿连挑夫都算上，还凑不齐一个师。

红二十五军是个例外，出发时不到3000人，一路打游击扩红，到陕北时反倒多了几百号人，徐海东领着队伍进城，老百姓还以为来了支新部队。

红二方面军1936年10月过六盘山时，还有1.1万人，贺龙骑马点人数，数到最后叹了口气。

红四方面军最惨，三过草地、两翻雪山，最后到陕北的只剩1.2万人，徐向前看着队伍过渭河，手里的马鞭都攥断了。

四路红军到齐了，加起来3.3万多人，站在黄土坡上，风一吹，队伍像片稀稀拉拉的庄稼地。

彭德怀在报告里写“丢了八万多弟兄”，笔尖戳着纸都发颤，可幸存的兵没人哭，老兵们总说：“哭啥？弟兄们没走完的路，咱替他们走。”

1937年平型关的雪地里，冲锋的队伍里有过草地时拉着马尾巴活下来的兵，刺刀捅进鬼子胸膛时，嘴里还念叨着“这一刀，给湘江的陈师长”；三大战役时，攻城的梯子上站着夹金山上冻掉脚趾的班长，砖头砸下去还吼“当年雪山没压垮咱，这点城墙算个啥”。

那些湘江边没来得及闭眼的、雪山里冻成冰雕的、草地里陷进泥潭的，他们的枪被后来人捡起来，子弹上膛时都带着股狠劲——“这一枪，替弟兄们打的”。

娃娃兵牺牲时揣着的半块盐巴，后来成了卫生员给伤员消毒的碘酒；工人师傅抬过的车床零件，成了兵工厂造手榴弹的模子；女战士补过的破军装，穿在了新入伍的兵身上，针脚里还留着“活下去”的字。

从湘江到陕北，这点火苗没灭，反倒越烧越旺，老兵们说“这火，得烧到全国解放才算完”。

从8.6万到3.3万，这串数字算不得啥胜利的牌面，是无数人拿脚踩出来的路——湘江的血里泡过，雪山的冰上爬过，草地的烂泥里趟过，最后踩出了革命的活路。

那些留在半道上的，有的倒在湘江边没闭眼，有的冻在雪山上直挺挺，有的陷进草地里露半截胳膊，名字没留下几个，可他们护着的那点火苗，后来烧过延安的窑洞，烧过西柏坡的土坯房，最后烧到了天安门广场。

这就是长征的不朽——不是啥空话，是真拿命铺的路，让后来人踩着，把一个民族从泥里拽起来，站成了新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