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革命者,在生命的终点时刻,把心底的话说出来,本应赢得大家的敬佩。
瞿秋白在狱中写的《多余的话》,反倒让不少人看了心里觉得别扭。
这个曾经身居党内要位的领头人,何必在快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把自己搞成“历史的误会”,说自己是为了革命才走上这条路?
他那几万字的文章里到底讲了些什么,才让人觉得争议这么大呢?
1899年,瞿秋白在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族家庭出生。
这种家庭挺难堪的,祖辈曾经光辉过,可到了他这一辈子,穷得揭不开锅,但骨子里还留着那股读书人的优越感。
他从小就喜欢读古籍,写诗作词,算得上是那种传统的文人气质。
1920年,刚满21岁的瞿秋白以《晨报》记者的身份前往苏俄。
那会儿呀,咱们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挺想看看,新成立的那个社会主义国家到底是啥模样。
他在莫斯科呆了两年,学会了流利的俄语,还翻译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
就是他,把《国际歌》里的歌词翻译成中文,让这首歌能在中国广泛传唱。
回国以后,瞿秋白依靠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俄语水平,很快在党内崭露了锋芒。
他能理解苏联的文件,还能讲明白马列主义理论,那会儿像他这样的人,真是寥寥无几。
领导们都觉得这个戴眼镜的书生挺有学问,适合搞理论方面的事儿。
谁也没料到,历史偏偏把他送到党的最高领导岗位上。
1927年,对中国革命而言,真是血雨腥风的一年。
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起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遭遇了屠杀。
大革命落空了,党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险之中。
就在这个紧要关头,28岁的瞿秋白顺利主持了八七会议。
在那次会议上,他被选为党的实际掌舵人。
一个平时从未指挥过武装斗争的书生,突然得顶上带领一个正处在生死关头的革命党。
瞿秋白那会儿提过,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话说得没毛病。
要真的怎么操作,他心里其实也没有把握。
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瞿秋白坚持实施了“左倾盲动主义”的策略。
就是说,瞿秋白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依然坚持采取一些偏激或激进的做法,没有根据实际情况调整策略。
就是不考虑实际情况,盲目地搞起了暴动。
在广州起义、南昌起义之后,他还坚持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武装暴动。
湖南、湖北、江西这些地方都搞了起来,但最终都没成功。
那一段时间,许多革命志士在这些盲目的暴动中英勇牺牲,鲜血染红了整个时代。
到了1928年,党里开始指出他的一些偏差和错误。
瞿秋白被免去了领导的岗位,他自己也很明白,这个位置他坐不住。
一个弱不禁风的书生,明明没有一点战斗力,却非得去指挥成千上万的士兵,这本来就是个不搭架子的事儿。
一卸任领导岗位,瞿秋白感觉像是放下了千斤重担,轻松了许多。
他又回到自己最拿手的文化圈子里,这才是他的舞台所在。
他跟鲁迅成了好搭档,两人经常聚在一块儿聊文学、翻译,还有文化上的那些事儿。
鲁迅很看重他的才能,觉得他是真正明白文学理论的专家。
那几年里,瞿秋白一直是全情投入到左翼文化运动中去了。
他翻译了许多俄国文学作品,还写了不少关于文艺的评论文章,同时用笔名发表杂文,讽刺时事政治。
在文化战场上,他就像鱼得水一样,展现出了真正的本领。
他说自己觉得,干这些活儿比当领导轻松多了。
遗憾的是,好日子没多久就过去了。
1934年,红军展开长征,党中央就让他留下来在江西苏区。
原因就这么明白,他的肺病挺严重,没办法扛那么艰难的长征。
瞿秋白清楚,留在那儿意味着什么。
苏区很快就会被国民党军队攻占,那些还留在那里的,基本上九死一生。
1935年2月,瞿秋白在转战途中被国民党军队擒住了。
敌人一眼就认出了他,简直像捡到了宝一样开心。
他们一看就是共产党里的大人物,想尽各种办法去劝他投降。
瞿秋白拒绝了所有合作的请求,他虽然觉得自己不太适合担当革命的领头人,但绝对不是叛徒。
在狱中的时候,瞿秋白写了超过三万字的《多余的话》。
这篇文章后来成了争议最大的焦点。
他在里面坦率地分析自己,直言自己本质上属于文人,喜欢读书写作,对那些政治斗争没啥兴趣。
他自己说,参与革命,担任领导,也不过是一场“历史的误会”。
他提到,自己从小身体不好,性格也比较软弱,最大的梦想就是找个安静的地方写点东西。
没想到一波错中错的,凭着会俄语、懂点理论,竟然被提拔到了领导岗位上。
他坦白自己走的那条路错了,搞得许多同志都受了苦,这个责任他永远也担不起。
他说自己是个“脆弱的二元人物”,外表看起来像个革命者,心底里依旧是个传统的知识分子。
这些话说得太坦率了,甚至让不少人觉得难以接受。
在大家心里,所谓的革命烈士,应该是那种意志坚如磐石、信仰铁石心肠的英雄人物。
可瞿秋白在临命终时,居然表现出这么多的犹豫不决、怀疑态度以及自我否定的情绪。
这让后来看到这篇文章的人觉得挺迷糊的,还挺反感的。
写完《多余的话》一个多月之后的1935年6月18日,国民党方面下了决心,要处死瞿秋白。
他们把他带到福建长汀的罗汉岭脚下。
那天,瞿秋白打扮得很整齐,脸上带着一股平静的模样。
行刑之前,他请人唱了一曲《国际歌》。
这首由他亲手翻译成中文的歌曲,陪伴着中国革命者走过了许多困难时光。
他用响亮的嗓门唱道:“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歌声在山谷中回响不息。
唱完这段歌,他盘腿坐在那儿,跟正在行刑的士兵说:“这里挺不错的。”
36年的生命,就这样告个终了。
他没有求饶,也没有大喊大叫,就像是去做一件早就打算好的事情一样,淡淡的,平静得让人难以察觉。
这场面真是让人看了心头一震,震撼得不行。
一个在牢里写了那么多自我怀疑的话的人,面对死神却表现得那么淡然。
他并不算是懦夫,也绝不是叛徒。
他不过是个太过坦率的人,坦率到愿意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把自己心里最真实的想法写下来。
瞿秋白牺牲之后,他的《多余的话》手稿就被国民党给拿走了。
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没多久,毛主席还专门为他写了词,夸奖他的贡献。
那会儿,大家都把他当作革命烈士来缅怀哩。
直到1962年,这篇文章才在香港正式发表,一下子情况就全不一样啦。
不少人看完之后,都觉得怪怪的:一个革命烈士,怎么能说出那样的话呢?
有人觉得这像是背叛的自供书,也有人觉得这是腐蚀革命信仰的毒药。
毛主席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也觉得挺不高兴的。
他说呀,应该多缅怀像方志敏那样意志坚贞的烈士,对于瞿秋白这种情况,以后就少纪念他。
这句话一传开,瞿秋白在历史上的位置一下子跌了好几档。
那时候的日子一过,他差不多变成了反面的代表人物。
许多人都开始指责他,觉得他太软,还说他背叛了革命。
《多余的话》被拿来当作批判的材料,在各处传开了。
那些年啊,瞿秋白的名字变成了个禁区,没人敢明目张胆地去夸他一句。
到1980年那会儿,改革开放才刚起步,许多过去的历史问题得重新看看。
中共中央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关于瞿秋白的事情,最后决定,《多余的话》并不是叛变的坦白书,瞿秋白是一名忠诚的共产党员,作为革命烈士的名声应该得到恢复。
这个决定虽然来得有点晚,但终究算是给出了一个公道的评价。
大家对《多余的话》的看法又渐渐有了新的理解。
这不算背叛,更像是一个知识分子最终的一次深刻反思和自我剖析。
他挺清楚自己优点在哪里,也知道缺点是什么,有自知之明。
这个人不太适合当政治领袖,这点大家都知道,他能坦然承认这一点,确实需要很大的勇气。
瞿秋白的悲哀在于,他本是个书生,却被时代逼得站到了武人的位置上。
他擅长用笔,但被逼着拿起了枪。
他在不合适的地方碰上了失误,这些失误让他折腾了一辈子,苦不堪言。
写《多余的话》,成了他临终前对自己的一次交待,也算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
他的坦率让一些人觉得不好受,因为他揭穿了那些英雄的神话。
大家早就习惯了那种完美无瑕的英雄模样,无法接受一个带着瑕疵的革命者存在。
其实,真实的历史,本身就是由一个个既有血有肉、拥有优点也难免有缺点的人们创造出来的。
瞿秋白能坦露自己的不足,本身就算是一种了不起的表现。
瞿秋白的经历让我们明白,历史上的人物不能轻易一概而论。
他不仅是革命英雄,同时也是个有着矛盾和挣扎的普通人。
他把《国际歌》翻译得振奋人心,鼓舞了无数改革者,而他犯下的错也夺走了不少同志的生命。
他在狱里自我检讨让人觉得挺难受,但当他走向刑场时那份泰然自若,又让人心生敬意。
这些看起来有点矛盾的东西,其实才塑造出了一个真正的瞿秋白。
咱们缅怀他,并不是因为他无缺,而是因为他做人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