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这首词不是我写的”！这首《水调歌头》究竟出于谁手？

“久有凌云志”五个字，很多人背得比自家手机号还溜，可直到去年冬天，山大档案馆把一封1963年的信纸轻轻展开，围观的老教授才突然意识到：这词儿压根不是毛主席写的，而是隔壁文史楼那个总穿布鞋的老先生——高亨。

故事一点不玄乎。1963年12月，高亨把刚写好的《水调歌头》连同一摞《周易》研究寄进中南海，附信只有三行，客气得像个投稿的小年轻。毛读完顺手抄了一遍，觉得带劲儿，过年串门就赠给了周士钊，周又拿去裱，裱完被记者拍，照片一上《光明日报》，署名栏空着，群众自然默认“最高指示”。那时候没人敢问，更没人想到问，一误就是二十年。

高亨自己也没吭声。学生回忆，老先生上课讲到“著作权”三个字，只在黑板上写八个字：“文章千古，得失寸心。”下课铃一响，拍拍粉笔灰就去食堂排队，跟物理系抢馒头没啥两样。1986年他去世，子女在樟木箱底找到原稿，纸页发黄，题目下清清楚楚两行小楷：“水调歌头，高亨作”。墨迹比档案馆任何文件都冷静，像在说：名字早晚会回来，不急。

考证起来，词里每一句都留着高亨的“职业病”。“可上九天揽月”化的是李白，可“九天”一词他偏按《周易》乾卦“九五飞龙在天”来解；“捉鳖”不是随口吹牛，而是《诗经·大雅》“鼍鼓逢逢”的隐语，指擒拿巨物。北大中文系拿计算机做典故比对，整首词七处用典，五处跟《周易》直接相关，活脱脱一篇押韵的学术论文。毛喜欢它，大概也是喜欢里头的“学究气”——把革命豪情包进典故，像辣椒面撒进羊肉汤，够味，又不呛。

更有趣的是山大校名那四个字。1964年学校想换招牌，写信求毛题字，毛回信封皮上写“山东高等学府”，高亨一看，嫌啰嗦，回函建议“留‘山东大学’即可”，还顺手在信角画了个小箭头。毛回信笑纳，重新写了横条。如今正门那块石头，就是第二遍的笔迹，只是没人想到，箭头是高亨画的——像老先生蹲在墙角，拿粉笔帮路人指厕所方向，指完就溜，不留名。

马王堆帛书出土后，清华出土文献中心把高亨生前的《周易》注跟帛书原文逐字对照，准确率83%，剩下17%里，一半是他故意不改，理由是“经文有讹，注不破字”。同行说他倔，他就在日记里写：“做学问先做人，做人先认账。”认账俩字，算把这首《水调歌头》的公案提前写了注脚。

2019年，山大120周年校庆，礼堂放了一张老照片：1964年高亨站在毛身后，毛坐着写字，他弓腰扶着纸角，像在给学生改作业。屏幕暗下，主持人请全体起立，为“被历史误读的作者”鼓掌三秒。那三秒没台词，却胜过所有“反刍式”道歉。毕竟，名字回来了，作品还活着，每届新生军训完，依旧会在井冈山雕塑前朗诵：“久有凌云志，重上井冈山……”声音飘在空气里，像老先生当年拍粉笔灰，轻轻一扬，就散了，却总有人记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