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时代的击壤老人之歌

《中国五千年思想小札》

朱刚 著

2025年1月出版

上古无为之治，伯夷叔齐的暴力批判，周公的守成之艰——三个典故，奠定五千年中国政治哲学的基本母题。今天文艺君与你分享《中国五千年思想小札》中前三节的内容，溯源中国思想的起点。

击壤老人：帝力于我何有哉

天下大和，百姓无事，有五十老人击壤于道。观者叹曰：“大哉，帝之德也！”老人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战？”于是景星曜于天，甘露降于地。

——《艺文类聚》引《帝王世纪》

上古时代无忧无虑的一个老人，过着自力更生的日子，觉得统治者的事跟他毫不相干。从前后文的描述来看，这本是上古的史官对帝尧的歌颂，他的统治让人民丝毫感觉不到“统治”这件事的存在。所以，借这个“身在福中不知福”的击壤老人之歌，中华民族草创时代的不知名史官提出了最早的政治理论：最好的政治就是让人感觉不到政治的存在。

后来春秋战国时期的道家，对政治的态度大抵与此相似，所以历来都认为道家思想来源于史官。实际上，孔子也曾赞叹：“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就是说，帝尧的政治一切应顺自然，令人们讲不出它的好处，便是最大的好处。看来，在对于帝尧政治的理解上，经常互唱反调的道、儒两家，也显得相当一致。

确实，在《尚书》和《史记》记载中的帝尧并没有很突出的伟大事迹。几乎每个民族都有关于上古先祖的英雄传说，这些英雄都有常人难以企及的接近于神的性格或能力。在中国古史传说中，帝尧之前的黄帝、炎帝，之后的舜、禹，也多少都留下一些创建功业的故事，不愧其英雄形象。唯独这帝尧，除了善于用人外，几乎没有什么可以彪炳史册的功业，却获得了如此崇高的景仰。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若说他适逢其时，正好坐享了太平天下，却又不然。毋宁说，他领导的正是一个艰难的时代，既有十日并出，又有洪水滔天。那十个太阳是靠后羿射掉了九个，洪水却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治理。而尧似乎并未动员全国人民去跟洪水搏斗，只将此事委任给一部分有能力的人，让一般的百姓仍能无忧无虑地击壤而歌。也许他本人失去了建功立业的机会，但随着中国古代后世越来越多的无辜者被统治者的建功立业夺去了太平安乐、自耕自食的生活，甚至夺去了生命，便有越来越多的思想家推崇帝尧的政治。

应该说，这支《击壤歌》一直回响在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旋律之中，成为其基本音调之一，虽然很容易被带往消极的方向，却不乏深刻之处。

周武王

伯夷、叔齐：以暴易暴，不知其非

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其辞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饿死于首阳山。

——《史记·伯夷列传》

改朝换代，自古何其多矣，史册上于是留下了满纸的庆贺和夸耀之词，大抵是说光明战胜了黑暗，明主战胜了暴君。事实的另一面是：为了取代暴君，牺牲的人往往比死于暴君手下的更多，因为古代更换政权难免是个摧残和杀戮的过程，社会文化也在战争中被剧烈破坏。由于人们痛恨暴君，抑或开国气象比较令人鼓舞，所以这一面容易被人忽略。但在三千多年以前，伯夷、叔齐就将改朝换代概括为“以暴易暴”，不能不说是一种非常早熟的政治伦理。此后，战国时代的孟子也曾怀疑，殷纣的残暴并没到传说中那样的程度；而宋代的苏轼更断定，周武王并不是一个圣人。

这当然不是教人们必须无条件忍受暴君的酷虐，不作反抗；也不是否认政权更替对历史的推动作用。只是，那些在政权更替中被牺牲的无辜的人，是不应该被忘怀的。根本地说，任何圣明的、优良的政治都是为了人，如果无法避免地要以人为代价来换取这种政治，那么它首先已是一个悲剧。

想来，伯夷、叔齐也未必不知道“以暴易暴”有时不可避免，他们在那个似乎应该举世欢庆的时刻放弃生存，绝非对过去了的暴君统治有任何留恋，而是以个人的悲剧来醒目地标示出时代和历史的悲剧。“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而古代历史上“兴”的人却总是强迫或强说百姓们随着他的“兴”而高兴，那便是伯夷、叔齐说的“不知其非”。司马迁在汉代作《史记》，就没有把汉高祖刘邦写成圣人，更没有把刘邦的敌人项羽写成魔鬼。这与他取伯夷、叔齐为七十列传之首，可谓异曲同工。自然，这样的著作只好“藏之名山，传之后世”了。

周公：先知稼穑之艰难

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

——《尚书·无逸》

周是一个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所以把稼穑视为最根本的生产劳动。“先知稼穑之艰难”，就是从了解最根本的生产劳动开始，然后还要了解许多“艰难”的事，反正不能安于享受。现在看来，这个古训已经是老生常谈，但周公这段话其实另有一个意思值得注意，在他的意识中，父母是“艰难”的，而“厥子”在享受。

每一代人都有不同的境遇，不同的竞争方式，从社会财富积累的角度说，后一代总比前一代的条件要好些，但这并不意味着后一代就会生活得更轻松安乐，因为跟他竞争的人也同样拥有较好的条件。拿最极端的例子说，开国皇帝打天下是“艰难”的，他的儿子就可以继承，似乎不“艰难”，其实，为了当上或保持太子的位置，需要多少明争暗斗的心计！“艰难”的程度并没减轻，只是表现的方式不同而已。但如果根据自己的经历，站在自己一代的立场上讲话，则都会觉得后一代实在比自己要轻松得多，这也是普遍的倾向，周公虽是圣人，但也并不例外。他跟随文王、武王两代，为了夺取政权，处心积虑，可谓艰难备尝，再看他的侄子周成王，小小年纪就当了天子，得来全不费功夫。在这种情况下，要克制住前去教训一下的欲望，即便圣人也很难的。

由于认定下一代比自己轻松，所以周公强烈要求下一代应该牢记前辈的“艰难”历史。由于下一代实际上可能并不轻松，再加上必须牢记上一代的“艰难”历史，增加了负担，下一代就必然更为“艰难”。为了减轻负担，只好说一句任性的话，“昔之人无闻知”，你们这些大人懂什么！如此便把本来应该承认的历史也抛弃了。在正常的情况下，下一代会自己选择他应该记住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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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五千年思想小札》| 朱刚

| 内容介绍

本书选取了近百位中国古代圣贤的富有原创性、启发性的思想片断或言论，它们都是古代圣贤们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对人类命运或历史发展的独特思考，以及在面对具体事件、具体现象时做出的富有创造性的应答，包含文史哲及政治、经济、法律等各个领域。作者不仅阐发了这些思想的精要，还以现代视角审视它们的当代价值，阐释五千年中国思想文化的精粹，是一部深刻而不乏灵动的思想史小札。

| 作者简介

朱刚，浙江绍兴人。复旦大学教授，师从王水照先生。现为中文系主任，中国宋代文学学会副秘书长、《新宋学》执编。著作有《苏轼评传》《苏轼十讲》等。前者是学界公认的佳作，后者也是厚积而薄发的畅销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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