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网络舆论空间的治理语境中，“弘扬主流价值、传播正面声音”的初衷，是为社会共识筑牢根基、为公共讨论划定底线。但如果对“正面声音”的定义陷入狭隘化，将所有反对性言论一概归为“负面声音”而加以排斥，就极易让舆论场异化为单向度的歌功颂德，既消解舆论监督的应有功能，也会堵塞社会矛盾的疏导通道。
事实上，反对声音从来不等同于负面声音，建设性反对恰恰是正面声音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建设性反对，是基于公共利益、依托客观事实、遵循理性逻辑的批评与建言——它可能是对一项公共政策漏洞的精准指出，是对某个社会治理短板的深度剖析，是对历史叙事片面性的理性纠偏，也可能是对主流话语体系中未尽完善之处的补充建言。这类反对言论的出发点并非解构共识、制造对立，而是为了推动问题解决、促进制度优化、实现社会进步，其内核与主流价值倡导的“求真务实”“为民服务”完全契合。比如民众对民生政策落地偏差的质疑，本质上是督促政策更好惠及群众；学者对历史解读单一性的反思，是为了让历史认知更趋近客观全貌，这些声音非但不“负面”，反而是舆论场保持活力与理性的关键支撑。
明确建设性反对的正面属性，有着至关重要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它能为舆论场保留多元思辨的空间。健康的舆论生态从来不是“众口一词”的同质化表达，而是“主流为锚、多元共生”的平衡状态。建设性反对的存在，能让公众接触到更全面的信息维度，避免因信息茧房和单一叙事形成认知偏差，同时倒逼主流话语体系在回应质疑中不断完善，增强其说服力与公信力。另一方面，它能为社会矛盾提供制度化疏导渠道。当公众的合理诉求、理性批评可以通过正常言论途径表达并被重视，潜在的社会分歧就不会转向私下发酵、极端对抗，反而能通过沟通与协商实现化解，这远比“封堵式”治理更能维护社会稳定。
反观当前舆论治理中存在的异化风险，其根源之一就在于基层执行层面的“简单化”与“避险化”逻辑。当“弘扬正面声音”的顶层导向，被基层解读为“只准赞颂、不准批评”，当“管控负面言论”的监管要求，异化为“凡反对即禁止”的粗暴操作，建设性反对的生存空间便会被大幅挤压。对执行者而言，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固然能规避个体担责的风险，却会让舆论场失去最宝贵的纠错与监督功能——当合理的批评无法发声，当理性的建言无人倾听，表面的“一片和谐”之下，实则是社会治理隐患的不断积累。
要破除这种异化困局，首先要在话语体系层面完成对“正面声音”的扩容，将建设性反对明确纳入正面舆论范畴，为其划定清晰的存在空间；其次要建立分层分类的言论甄别机制，区分“建设性反对”与“破坏性对立”——前者应予以鼓励和保护，后者则需依法依规管控；最后要赋予基层执行者更精准的判断标尺与容错空间，避免因过度避险而扼杀了舆论场的理性批评。唯有如此，才能让舆论场既守住主流价值的底线，又保有多元思辨的活力，实现“弘扬正能量”与“保障话语权”的有机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