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家街的月光，照不见宁远坟茔——一代孤臣的大明挽歌

崇祯十三年（1640年），关外的寒风裹挟着肃杀之气，再一次吹向锦州城。皇太极的大军黑压压地遍布城外，将这座关外最后的堡垒围得水泄不通。与十一年前的大凌河之战如出一辙，皇太极依然采取“围点打援、长期围困”的战略，城中守将依然是祖大寿——命运仿佛一个残酷的循环，再一次将他推向绝境的悬崖边。粮草尽了，树皮草根也搜刮一空，城中开始蔓延起“炊骨析骸”的惨状，那是史书都不忍细述的人间炼狱。援军的旗帜，又一次消失在地平线的尽头。当最后一丝希望如同风中残烛般熄灭，这位曾让后金军闻风丧胆的“镇关之将”，在无尽的愤恨、屈辱与疲惫中，缓缓打开了锦州的城门。这一次，不再是诈降。

祖家世代为辽东望族。据祖氏家谱记载，祖家远祖是晋朝镇西将军祖逖，本定居滁州，后朱元璋攻下该城，祖氏家族中的祖世荣参军投效。明宣德五年（1430年），明廷在辽西设宁远卫，祖家徙居于此，后裔祖承训——祖大寿之父——随李成梁东征西伐，不断得到提拔，出任辽东副总兵。传闻祖大寿年少时即膂力过人，能开强弓，精于骑射。一次军中演武，他连续射中百步外箭靶红心，其父好友惊叹：“此子他日必为镇关之将！”祖大寿自少年时就随父出征，还曾参加过万历援朝抗倭这种险象环生的重大战役，展现出过人的军事才华。有一次，祖承训的部队遭遇蒙古游骑伏击，一度被围，情况相当危急。祖大寿面临险境，并未冒然冲阵，而是率少数精锐绕到高处，令士兵擂鼓扬旗，大声呼喝，制造援军到来的假象。蒙古兵不明虚实，稍作迟疑，祖承训趁机突围。可见，祖大寿自小就沉着冷静、胆大心细，是个不可多得的将才。

祖大寿画像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祖承训年老告退，作为长子的祖大寿袭职，任宁远卫指挥佥事。自此，祖大寿开启了其守辽、护辽的跌宕戎马生涯，先后在熊廷弼和孙承宗这两位军事家和战略家手下任职，随后又追随蓟辽督师袁崇焕抗击后金，在宁远大战和锦州大战中均立下赫赫战功，与赵率教和何可纲并列成为袁督师最倚重的三位将领。彼时，他心中的信念如同辽东的黑土般厚重——尽忠职守，护国安民。

宁远古城

如果历史能朝着这个轨迹发展，大明的国运或将改写，祖大寿也不会背上“贰臣”的千古骂名。可命运弄人，幸运女神已悄悄移情别恋，向东北一隅不断壮大的金国暗许芳心 在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父子两代人的苦心经营下，这个原本在夹缝中艰难求生的女真部落不断发展壮大，他们秣马厉兵，时不时地就给大明这个将近300岁，早已病入膏肓的垂垂老者一记响亮的耳光，逐渐成为威胁大明安危的最大劲敌。好不容易出了个袁崇焕能挡住他们的兵锋，但在1629年至1630年发生的己巳之变中，崇祯又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将袁崇焕下狱，随后竟以“通虏谋叛”、“擅主和议”、“专戮大帅”、“欺瞒君父”等罪名将其磔杀于北京西市（今北京西四丁字路口一带），亲手断送了大明最后的希望。据说整个行刑过程持续了一整天；当时，许多不明就里的百姓花钱向刽子手购买从袁崇焕身上割下的肉片，当场生食，以泄心头之恨。史载“刽子手割一块肉，百姓付钱，取之生食。顷间肉已沽清”。（《石匮书后集》）

兴城古城祖大寿石牌坊

祖大寿目睹了这一切，心中翻江倒海。他曾在袁督师麾下誓言共卫山河，如今，精忠报国换来的竟是如此惨绝人寰的下场。袁崇焕的鲜血，没有洒在抗金的战场上，却流在了自己效忠的君主刀下。这鲜血，如同冰冷的楔子，钉入了祖大寿的忠魂深处，他心中那团为明朝燃烧的烈火，已然蒙上厚厚的灰烬，只剩下一缕为麾下儿郎和家族存续而挣扎的余温。此后，祖大寿在孙承宗麾下继续驻守辽东，他依然兢兢业业、履立战功，先后收复被后金占领的关内四城（滦州、迁安、遵化、永平），史称“遵永大捷”，又出兵讨伐喀喇沁等在己巳之变中为后金充当向导的蒙古各部，均获大捷，但自保的种子，已在无尽的悲凉中生根发芽，成为他日后降清的主要动力。

1631年，祖大寿奉命修筑大凌河城，遭后金军围困数月，城中粮尽援绝，甚至出现人相食的惨状。在万般无奈之下，祖大寿决意降清。为表诚意，他竟不得不将并肩作战几十年的副将何可纲押上城头。刀光落下，何可纲头颅滚地，双目圆睁，仿佛在质问苍天，也凝视着祖大寿的灵魂。“男儿报国，何必多言！”何可纲就义前的怒吼，成了祖大寿余生挥之不去的梦魇。这次是诈降，他忍辱负重，得以脱身重返大明，继续镇守锦州。但何可纲的热血，和满城百姓的冤魂，成了他永远无法赎清的重债。

大凌河城所在位置

然而，命运并未放过他。时间很快来到1640年的松锦之战。几乎相同的剧本再次上演。锦州被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朝廷的催战令如雪片般飞来，却不见一兵一卒、一粒米粮的实际支援。此时祖大寿的心里作何感想，史料上并无记载，但可以想见的是，他的内心一定充满愤恨、不甘、屈辱与无奈。他痛恨朝廷重用奸臣，冤杀忠良，长期猜忌辽军将领；痛恨崇祯帝和兵部的遥控指挥，打乱了“持久防守、步步为营”的原定战略，甚至不顾实际战况和将士安危，一再催促蓟辽总督洪承畴速战速决，招致今日惨败；他也痛恨自己的无能，十一年前大凌河的惨状和何可纲的惨死依然历历在目，而十一年后的今天，同样的一幕却再次上演……命运如此反复，令人心力交瘁，祖大寿深知自己已退无可退，即便侥幸突围，一个败军之将也难逃朝廷的严惩，自己可以慷慨赴死，身后整个家族的数百口人又将何去何从？！他必须做出抉择……此时，他的脑海中或许掠过恩师袁崇焕的音容笑貌，或许想起了被他杀害的战友何可纲以及大凌河城惨死的将士及百姓，悲剧决不能重演……恰在此时，皇太极再次抛来橄榄枝，做出了既往不咎、加官进爵及不杀城内军民的承诺。最终，祖大寿痛下决心，降清。

降清后，皇太极的确践行了自己的诺言，给他极高的礼遇，并彻底赦免了他此前“诈降”和长期与清为敌的“罪过”，甚至公开表示祖大寿的反复行为乃“各为其主”的忠义，而非背信弃义，但却抽掉了他作为武将最根本的兵权与尊严。

北京富国街

表面上，他得以加官进爵，领汉军正黄旗总兵职务，又在入关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追赠少傅兼太子太傅的荣誉头衔，其子侄（如祖泽润、祖泽洪等）也都被授予官职。清廷似乎给了他能给的一切，但也收回了最根本、最核心、最关键的东西——独立的军事指挥权与旧部体系。他带来的锦州兵马被迅速拆分，编入汉八旗各旗，由清朝中央直接指挥。他本人不再拥有自己独立的“祖家军”，也未被委以任何重要的独立军事任务，甚至还被软禁于家中，不得任意外出。这与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三顺王”被允许保留部分军队和征战权的待遇形成鲜明对比。可见，清廷对他“忠诚度”的顾虑始终存在。他成了一座奢华的“牌坊”，被清廷用来招降纳叛，尤其是劝诱他那仍在宁远孤守的外甥吴三桂，并向整个明朝辽东军政集团展示：即使是最顽固、有“前科”的抵抗者，只要归顺，不仅能保全身家性命，还能加官进爵，富贵一生。

原祖大寿宅邸大门

祖大寿也的确没让皇太极失望，劝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明崇祯十五年十月（1642年，清崇德七年），清军第六次入塞劫掠（壬午之变），祖大寿奉皇太极之命写信劝降吴三桂，虽遭拒绝，但也并非全无作用，它为双方留下了政治接触的渠道；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清崇德八年），祖大寿向皇太极献策发兵取中后所，逮捕吴三桂的家属，由此取宁远、破山海关进而得北京。十月，按照祖大寿的献计，济尔哈朗攻取中后所等三城；此后，明朝在关外只剩吴三桂驻守的宁远一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直奔山海关讨伐吴三桂，吴三桂正是通过祖大寿和洪承畴为中介向多尔衮求援，最后打开山海关，引清军入关。同年九月，南明使者左懋第、陈洪范一行来北京，祖大寿的儿子祖泽溥也在使团中，祖大寿通过祖泽溥带话说：“少有机会，无不效力。”不过他并没帮上南明的忙，其子祖泽溥倒是降清了。祖大寿的这些举动，有多少是身不由己的效命，又有多少是心灰意冷后对命运的麻木顺从，我们不得而知？

原祖大寿宅邸大门

随清军入关后，他确然享受着新朝的优容，位列一品，华服玉食，生活表面安稳如镜。顺治帝甚至破例恩准他在北京内城修筑宅邸——这在当时“满人居城内、汉人居城外”的森严规制下，是一道格外刺目的殊荣。他的府邸就坐落在今日西四之侧，庭院深深，朱门高阔，以至整条胡同都因他改唤了姓名，称作“祖家街”（今富国街）。

原祖大寿宅邸后院

然而，命运的笔锋总蘸满最残忍的讥诮。这煊赫门庭，偏偏与十数年前袁崇焕含冤碎骨之地——西四牌楼——近在咫尺。每当日升月落，车马人声从那个方向隐约传来，不知他是否会骤然静默，感到一阵穿越时光的寒意。或许在更深夜静、烛影摇红之时，故人的魂灵会踏入这用旧主之血换来的安枕之地。若真相见，他该以何面目相对？是屈膝泣告“末将苟活”，还是昂首辩白“为存血脉”？抑或，千言万语只堵在喉头，最终化作一声连叹息都算不上的、长久的沉默。新朝的赏赐越是厚重，此地的砖瓦便越像一座无字的碑，将他余生囚禁在忠与叛、恩与债、昨日与今朝的狭缝之间，永世不得安宁。

西四牌坊，袁崇焕就义之地

清廷对他仍存有戒心，采取“尊而不任”（不赋予任何兵权或重要职务）的态度，不过其后代，如祖泽溥、祖可法、祖泽洪和祖大乐仍担任要职。祖大寿在养尊处优中又平静生活了12年，最后于顺治十三年（1656年）病逝，享年77岁。他去世后，住宅被改为祠堂，即“祖大寿祠”，后来此地还曾设立官学，即北京三中的前身。

藏于加拿大安大略博物馆的祖大寿墓

墓碑上精美花纹

可悲的是，历史的戏弄并未随他的逝去而终止。近三百年后，中华积贫积弱，他在北京清河附近的墓园（或为衣冠冢、家族墓），竟在1919年被加拿大博物馆通过文物贩子低价购得。包括石翁仲、石骆驼在内的沉重构件，总计一百五十吨，被拆解装船，远渡重洋，陈列在异国加拿大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然而，该馆收藏的墓室和石刻，很可能并非祖大寿本人的最终安息地，因为根据《清世宗实录》等史料和辽宁兴城发现的“谕祭碑“等考古证据，祖大寿病逝后，顺治帝就下旨将其灵柩运回辽东故里，最终葬于辽宁兴城（宁远）西河右岸的家族祖茔。祖大寿生前未能守住国家的疆土，死后竟连自己的坟茔也未能守护，飘零海外，成为民族屈辱历史的一个冰冷注脚。这，或许是他悲剧命运最为苍凉的一笔余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