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事退休后从新疆兵团回了上海，我出差去看他时，他的话让我愣了

文/费名

（文章有改动）老陆是60年代从黄浦江畔来新疆的。那时候他才十几岁，先在团场连队当职工，白天扛锄头，晚上就着煤油灯写稿子，字写得娟秀，却透着股韧劲。

后来进了团场机关当通讯员，再到报社当编辑，一晃几十年过去，把最好的年纪都扔在了新疆兵团。

他常说：“刚来时觉得这里风大，吹得人睁不开眼，后来习惯了，反倒觉得这风透亮，吹得心里敞亮。”

那时候他最爱跟我们这些年轻人喝酒，酒过三巡，就会拍着桌子喊“拿酒来”，声音比平时亮八度。

有次报社聚餐，他喝多了，说起自己年轻时在团场写稿子的事。

说有回为了采访一个老军垦，在他戈壁滩上走了二十多里地，脚磨起了泡，可老军垦的故事让他写了整整三篇报道，登出来后，老军垦还特意托人给他带了袋自己种的葵花籽。

说着说着，他眼睛就红了，端着酒杯的手有点抖，说：“你们年轻人不知道，这西部的土，看着糙，却养人。”

跟老陆打交道那几年，我总觉得他身上有两股劲儿拧着——一股是黄浦江的水味儿，说话文绉绉的，握笔的手比握酒杯稳；一股是天山的风沙气，办事利落，喝起酒来一声“拿酒来”，嗓门能盖过饭馆的喧闹。

他笔名里总带个“高”字，“高个”“老高”，可真见了人，才发现他个头中等，就是腰板挺得直，像棵在戈壁里扎了根的白杨树，透着股不服输的劲儿。

印象中最著名的一个栏目，是“老高逛街”，每周一篇，文章短小，针砭时事，从小处着眼，收笔处常如鲠在喉，让人回味无穷。

编辑早早就为“老高逛街”留好了一块“黄金位置”，像给老伙计留的酒座，就等他的稿子来。

有回我跟排版的小李值班，都下午五点了，报纸马上要付印，小李急得直转圈圈，隔十分钟往老陆办公室打个电话，每次都听见他慢悠悠说：“别急，再等等，灵感这东西跟煮饺子似的，得焖会儿。”

直到六点半，老陆才揣着个笔记本晃过来，钢笔在纸上“沙沙”写，偶尔停下来抿口热茶，眉头皱一下又舒展开。

小李凑过去看，只见他写的是街角小卖部缺斤短两的事儿，开头没什么花哨，就说“今早路过巷口张婶的店，买了二斤苹果，回家一称，差了三两”，结尾却笔锋一转：“这缺的不是三两苹果，是街坊邻里的信任，比金子还贵。”

就这么篇短文章，第二天读者来电差点把报社电话打爆，有说自己也遇过这事的，有夸“老高说出咱心里话”的。

小李后来跟我说：“老陆这急就章，比咱们提前写好的还管用，跟变戏法似的。”

老陆逛街时常常创意奇涌。一次，老陆神秘地通知我，要去做一个暗访，目的地是当地“著名”的“小歌厅”所在，整整占据一条街，并说有一笔专门经费。

本以为可以大开眼界、大饱口福，谁知临近下班，老陆带着我，直奔一家饺子馆，要了两盘饺子、一盘肉皮冻、两瓶啤酒。老陆边吃边叮嘱：“进去别多说话，看仔细就行。”

酒足饭饱后，便去那条街，那条街晚上灯红酒绿的，霓虹牌晃得人眼晕。我们从头走到尾，又从尾走到头，扭扭捏捏进了一家“小歌厅”，服务员警觉地将我们从头扫到脚，极不情愿地将我们引进一间小包房，老陆装作镇定，豪迈地说“拿酒来”，服务员一脸不屑地拿来啤酒，瓶盖都没开。

细节在此不宣，但那篇报道登出来后，小城炸了锅。

听说歌厅背后的人还打听私底下打探匿名记者是什么“路子”，放话要找他麻烦。老陆却没当回事，就跟我说：“你最近下班注意点，别单独走夜路。”

谁也没想到，退休后老陆会走得那么急。他把西部小城的房子卖了，家具家电要么送人要么贱卖，跟我说：“落叶归根，还是回上海好。”

我去送他时，他在火车站候车厅，手里攥着火车票，眼神却有点飘，跟我说：“以后来上海，记得找我喝酒。”

后来他在乌鲁木齐转机，特意给我打了个电话，说要在那儿停一晚，让我过去聚聚。我们约在光明路一家地下湘菜馆，灯光昏昏的，邻桌的人吵吵嚷嚷。

老陆刚开始还端着架子，一小杯白酒抿半天，话也少。可聊着聊着，说起报社的旧事，说起“老高逛街”的读者，他话就多了，突然一拍桌子：“拿酒来！”

服务员赶紧又上了一瓶，他倒满杯，跟我碰了一下，酒洒了点在手上也不在意。散场时，他走得摇摇晃晃，我扶着他，看见他眼里含着泪，嘴里嘟囔着：“还是这儿好，还是这儿好啊……”

再后来，我去上海出差，约了两个报社的旧人去看他。他家在杨浦区一个老小区里，33平米的房子，客厅里摆个沙发就没多少地方了，窗户朝里开，光线暗暗的。家的空间和室外的空间均赶不上他曾生活过的西部小城。

老陆坐在沙发上，头发白了不少，眼神有点茫然，看见我们进来，愣了半天，才慢慢说：“你们来了……坐，坐。”

他老伴是甘肃人，跟我们聊天时叹着气说：“他在这儿没朋友，天天在家坐着，要么就对着窗户发呆，以前爱看书看报，现在也不看了。”

那天我们没待多久，走的时候，老陆送到门口，拉着我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最后只说：“早知道，当初就不卖西部的房子了，还能回去住住，跟你们喝喝酒，搓搓麻将……”

握着他的手，我愣了好久，我看见他眼角湿了。

没过几年，就传来了老陆去世的消息。知情人说，他几年前就查出了阿尔茨海默病，后来连人都认不清了。以性情而言，老陆应与这个病无缘，他思维敏捷，头脑灵活，好动不喜静，好读书看报。

我总想起以前跟他探讨“根在哪里”的事，那时候他还在报社上班，坐在办公室里，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他脸上，他说：“退休了肯定回上海，我是上海人，根在那儿。”

可我现在才明白，他的根早就不在黄浦江畔了——他的根在团场的煤油灯里，在报社的版面上，在“老高逛街”的读者来信里，在跟我们喊“拿酒来”的酒局里，在西部小城那套洒满阳光的房子里。

前两天，路过报社旧址，我好像又听见老陆喊“拿酒来”的声音，响亮又痛快，跟这西部的风一样，透着股让人念想的劲儿。

【后记】

读罢老陆的故事，心里像压着半杯没喝完的酒——有点涩，有点暖，还有点说不出的怅然。这个笔名带“高”、腰板挺直的党报老编辑，一辈子都在找“根”：从上海到西部，以为青春是漂泊；从西部回上海，以为故土是归宿，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早已把根扎在了天山脚下的烟火里，却在叶落归根的执念里，弄丢了最珍贵的“家”。

老陆的可爱，在于他的真实——他有文人的细腻，能从二两缺斤短两的苹果里写出邻里信任的重量；也有西部人的豪爽，一句“拿酒来”就能卸下所有身份的束缚。

他笔下的“老高逛街”，从来不是高高在上的评论，而是蹲在巷口跟张婶唠嗑的家常，是把老百姓的小事当成大事的真诚。这种“接地气”的犀利，不是天生的，是他在团场扛过锄头、在戈壁采访过老军垦、在西部小城喝了几十年酒泡出来的——他的笔，早跟这片土地的脉搏连在了一起。

最让人泪目的，是他退休后的“割裂”。他以为卖掉西部的房子就能斩断与这里的联系，却忘了那些年“酒足饭饱暗访歌厅”的热血、“编辑催稿仍淡定写稿”的从容、“喝多了说起老军垦就眼红”的柔软，早已把他变成了“西部人”。

上海33平米的小房子里，没有“老高逛街”的版面，没有喊他“老陆”的老友，没有一喊“拿酒来”就上的啤酒，只有对着窗户发呆的茫然——他终于回到了地理意义上的“根”，却丢了精神意义上的“家”。

老陆的故事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太多“候鸟式”归乡人的困境：我们总以为出生地是根，却忘了根是要扎在有温度的生活里的——是你写过的稿子、交过的朋友、喝过的酒、流过的泪，是那些让你觉得“活着真痛快”的瞬间。

老陆到最后或许才明白，所谓“叶落归根”，落的不是出生的那片土，是落进过青春、盛放过热爱、有过一群能陪你喊“拿酒来”的朋友的那片日子里。

如今再想起老陆，总觉得他没走太远——他还在西部小城的报栏里，在“老高逛街”的字里行间，在那声响亮的“拿酒来”里，提醒着我们：哪里有热爱，哪里有牵挂，哪里才是真正的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