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瘟疫如何终结了一个文学时代？一文看完建安七子的璀璨与悲歌

邺城郊外，建安二十三年春，刚刚从一场瘟疫中幸存下来的魏王世子曹丕提笔给好友吴质写信：“亲故多离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这场发生于公元217年冬季的北方大疫，短短数月内夺走了徐干、陈琳、应玚、刘桢四位才子的生命。

加上早前被曹操处决的孔融、已去世的阮瑀，以及同样在这场疫病中离世的王粲，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精心评选的“建安七子”，至此全部陨落。

建安七子，这个后世熟知的称谓，源自曹丕那篇开创中国文学批评先河的《典论·论文》。

文中首次将七位杰出文人并称：“鲁国孔融文举，广陵陈琳孔璋，山阳王粲仲宣，北海徐干伟长，陈留阮瑀元瑜，汝南应玚德琏，东平刘桢公干。”

这七位文人大多生于公元2世纪中后期，几乎都经历了汉末从统一到分裂、从太平到战乱的剧烈变迁。

他们因其卓越的文学成就，成为建安时期除曹氏父子外最重要的文学代表，他们的童年多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度过，成年后却遭遇王朝动荡，亲身经历的巨变，为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

七子中，孔融最为年长，作为孔子后代，他不仅以“孔融让梨”的典故闻名，更因性格刚直，最终因与曹操政见不合而遭杀害。

陈琳原是袁绍麾下的笔杆子，曾写下痛骂曹操祖孙三代的檄文，却因才华被曹操赦免并重用。

王粲出身名门，深受大学者蔡邕赏识，他记忆力惊人，能过目不忘，恢复被搅乱的棋局。

徐干是七子中的思想家，他不热衷官场争斗，反而潜心研究学问，《中论》一书凝聚了他对当时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思考，成为研究汉末思想的重要文献。

阮瑀以文思敏捷著称，能在马上为曹操草拟文书，他的儿子就是后来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

相比之下，应玚和刘桢的生平记载较少，但他们的文学创作同样在当时备受推崇。

汉末朝廷腐朽，各地诸侯割据，战乱不断，七子也被迫离开家乡，四处漂泊，直到后来投奔曹操，才过上相对稳定的生活。

王粲的《七哀诗》描绘了那一时代的惨状：“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

这些诗句不仅是文学创作，更是历史的真实记录，王粲在漂泊途中，亲眼目睹了路边饿殍遍野、百姓被迫骨肉分离的场景，他将这些画面写入诗中，让后人得以窥见汉末乱世的残酷。

七子的命运转折点，大多与曹操相关，除孔融外，其余六人都先后投奔曹操，获得了相对稳定的生活和施展才华的平台。

曹操的“唯才是举”政策，为这些文人提供了庇护所，也催生了以邺城为中心的文学繁荣，曹操攻占邺城后，这里成为北方的政治文化中心。

战争爆发时，七子中的部分人会跟随军队出征，记录战争场景与将士心声；战争平息后，他们便回到邺城，与其他文人一起饮酒赋诗，探讨文学，在这样的氛围中，建安文学的水平不断提升，达到鼎盛。

尽管同属一个文学团体，七子的创作风格却各具特色。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敏锐地指出他们“咸以自骋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

既肯定了他们共同的文学追求，也暗示了各自的独特风貌，曹丕作为当时文学界的重要人物，精准捕捉到七子创作的共性与个性，其评价成为后世研究七子文风的重要依据。

具体来看，七子的文学专长和风格各不相同：

孔融：以奏议散文见长，作品“体气高妙”，孔融的奏议散文多针对时政发表见解，行文逻辑清晰，气势充沛，读起来让人感受到其独特的文气与思想深度。

王粲：诗、赋、散文兼善，作品抒情性强，王粲在多种文学体裁上都有很高造诣，其作品常融入个人情感，无论是诗、赋还是散文，都能让读者感受到他内心的喜怒哀乐。

刘桢：擅长诗歌，气势高峻，格调苍凉，刘桢的诗歌多描绘乱世景象与个人抱负，语言雄浑，意境开阔，读来让人感受到一种悲壮与豪迈。

陈琳：章表书记闻名，风格刚劲有力，陈琳撰写的章表书记，多为军国大事而作，言辞果断，语气坚定，展现出刚健的文风，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阮瑀：同样以章表书记著称，风格自然畅达，阮瑀的章表书记语言通俗易懂，行文流畅，没有过多华丽辞藻，却能清晰准确地表达观点，让人读起来轻松易懂。

徐干：诗赋皆能，文笔细腻，体气舒缓，徐干的诗赋多关注日常生活与内心世界，描写细致入微，行文节奏平缓，给人一种平和、宁静的阅读感受。

应玚：亦能诗赋，作品和谐多文采，应玚的诗赋语言优美，句式整齐，注重文采的同时，也保证了作品的整体和谐，读起来富有韵律美。

王粲被刘勰誉为“七子之冠冕”，他的《登楼赋》与《七哀诗》成为建安文学的代表作。

曹丕对刘桢的五言诗十分欣赏，认为在当时没有人能超越他，刘桢的五言诗在句式、意境等方面都有创新，对后世五言诗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冬天，一场瘟疫席卷北方，成为建安文学的重大转折点。

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相继染病去世，当时也在病中的王粲是否直接死于这场瘟疫，史料记载不甚明确，但他的离世时间与这场大疫高度吻合。

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几乎摧毁了整个建安文坛的核心力量，七子中仅存的几位成员同时离世，使得邺下文人集团元气大伤。

曹丕在那封给吴质的信中，不无悲痛地写道：“徐、陈、应、刘，一时俱逝。”

曹丕在信中没有过多修饰，直白地写下四位好友同时离世的事实，简单的文字背后，是难以掩饰的悲痛，也让后人感受到当时建安文坛的悲惨境遇。

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率众文士以特殊方式送别这位才子，因王粲生前喜爱听驴叫，曹丕提议：“仲宣平日最爱听驴叫，让我们学一次驴叫，为他送行吧！”于是，葬礼上响起一片驴鸣之声。

这奇特而真挚的送别方式，成为文学史上感人至深的一幕，曹丕深知王粲的喜好，没有采用传统的丧葬礼仪，而是用这种独特的方式表达对好友的悼念，让这场葬礼充满温情与真诚，被后人传颂。

尽管生命短暂，建安七子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却极为深远，他们与三曹共同开创的“建安风骨”，成为后世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

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中精准概括了这一风格：“观其时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积乱离，风衰俗怨，并志深而笔长，故梗概而多气也。”

七子在五言诗的发展上贡献尤为突出，他们将这一在东汉后期才兴盛起来的诗体推向成熟，创作出许多“情采飞扬，变化多致”的作品。

东汉后期五言诗刚兴起时，形式与内容都不够完善，七子在创作中不断探索，丰富五言诗的句式、题材与表现手法，使其逐渐成熟，为后世五言诗的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同时，他们创作的大量抒情小赋，也进一步推动赋体文学的平民化和日常化，此前赋体文学多描写宫廷生活与宏大场景，内容脱离普通百姓。

七子创作的抒情小赋则将视角转向日常生活与个人情感，语言也更加通俗，让赋体文学更贴近平民，扩大了赋体文学的受众与题材范围。

令人惋惜的是，七子的作品大多已散佚，今天我们能看到的，多是后人辑录的版本。

当一场瘟疫终结了七子的生命，他们的文学精神却如同种子，深埋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

李白高声吟唱“蓬莱文章建安骨”，杜甫低回感慨“诗看子建亲”，这些回响证明了，那些陨落在瘟疫中的生命，最终在文学中获得了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