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人最大的愚蠢，就是为上层人辩护，甚至歌颂上层人！

在阶层日益固化的时代，一个令人费解却又普遍存在的现象是：身处社会底层的人们，常常会主动为上层精英的特权和既得利益进行辩护。这种“自我背叛”的行为，绝非智识不足，而是在扭曲的社会结构中被驯化出的生存策略。

底层为上层辩护的核心悖论，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认知偏差：将“阶层特权”误读为“能力应得”，把“制度性不公”简化为“个人努力差异”。

上层的财富积累和资源掌控，往往依赖于代际传承、规则制定权、资源分配的倾斜——这些隐性通道从未向底层平等开放。然而，在精心编织的“成功学叙事”中，这些结构性优势被巧妙遮蔽。底层看到的是精英的光鲜，却忽略了资本原始积累中的灰色地带，忽视了权力寻租造成的机会垄断。

更可悲的是，许多底层个体将自身困境归咎于“不够努力”，甚至将上层施加的压力美化为“磨练意志”。这种认知偏差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长期被教育体系、媒体叙事和意识形态灌输的结果。上层通过构建一个看似公平的“认知茧房”，让底层在生存压力下逐渐将上层的利益诉求内化为自身价值标准。

从表面看，底层为上层辩护似乎违背了自身利益，但从生存策略的角度审视，这种行为背后有着残酷的“理性”。

在结构性不公难以撼动的情况下，认同强者成为一种心理防御机制。通过赞美上层，底层获得了一种虚幻的“接近权力”的安全感；通过为不公辩护，他们试图规避因质疑现状而可能招致的风险。

职场中，员工为996制度辩护，将其美化为“奋斗机会”；社会中，民众为特权行为开脱，将其解释为“人之常情”。这些看似“愚蠢”的行为，实则是弱者在无力改变规则时，为求得生存空间而选择的“犬儒主义适应”。

底层辩护者常犯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将上层偶然的“善意施舍”误认为制度性的“公平保障”。

当上层进行慈善捐赠、展现偶尔的体恤时，这些行为被底层无限放大，视为“道德优越性”的证明。然而，这些“善意”往往是在不触动既得利益前提下的“社会投资”，目的是缓和矛盾、维护稳定，而非真正的制度变革。

这种误判的深层原因，在于底层长期缺乏制度性保障，只能将“被怜悯”降级为“被关怀”。当合法权益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时，偶然的恩惠便成了救命稻草。而这正是上层所乐见的——当底层开始感恩戴德，他们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就被悄然消解。

这种“自我辩护”现象并非自然产生，而是系统驯化的结果。

上层通过媒体塑造“精英神话”，将少数人的成功包装为普世可能；通过教育传递“个人奋斗至上”的价值观，淡化结构性问题；通过消费主义制造“阶层跨越幻觉”，让底层在追逐符号消费中忘记真实处境。

更隐蔽的是，上层会刻意培养一批“榜样”——那些出身底层但通过“努力”成功的人。这些“榜样”的存在，似乎证明了通道的开放性，却掩盖了绝大多数人无法复制的结构性障碍。当底层为这些“榜样”欢呼时，他们实际上在为这个不平等系统的“合法性”背书。

打破这一困局的关键，在于实现认知觉醒：从被动的“生存适应”转向主动的“权利争取”。

底层真正应该关注的，不是上层偶然的善意，而是制度性的公平保障；不是个别“榜样”的成功，而是普遍的机会平等；不是感恩被给予的施舍，而是争取应得的权利。

这种觉醒不是鼓励盲目的对抗，而是培养清晰的认知：认识到结构性的不公，理解自身处境的社会根源，并在此基础上采取理性的集体行动。只有当底层不再将希望寄托于上层的“良心发现”，而是通过制度性变革争取平等权利时，社会才可能走向真正的公平。

底层为上层辩护，表面上是认知的“愚蠢”，实则是生存的“理性”。这种行为既是结构压迫的结果，也是压迫得以延续的原因。解构这种“愚蠢”，需要的不只是道德批判，更是对产生这种认知的社会结构的系统性反思。

只有当底层意识到，为压迫者辩护最终损害的是自身根本利益；只有当社会建立起更加公平的竞争规则和更加完善的保障体系；只有当“公平逻辑”真正压倒“生存逻辑”时，这种自我背叛的循环才可能被打破。而这，需要每个个体的觉醒，更需要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