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儒楷书《正气歌》八屏轴：末代王孙笔下的浩然正气！

在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珍藏中，有一组堪称“楷书典范”的作品——溥儒楷书《正气歌》八屏轴。这组创作于1963年的巨制，以纸本楷书书写，每屏纵107.9厘米、横44.2厘米，共八屏，不仅是溥儒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更是一位旧王孙在时代洪流中坚守文化气节的精神写照。

一、末代王孙的家国情怀：从宫廷贵胄到布衣画家

溥儒（1896-1963），字心畲，号西山逸士，清恭亲王奕之孙。作为“旧王孙”的他，一生跨越两个时代：前半生在紫禁城的宫墙内度过，自幼饱读诗书，遍临家藏名迹；后半生却因王朝覆灭而颠沛流离，隐居西山，以卖画为生。这种身份的巨变，让他的艺术始终带着一种“遗民”的孤高与坚守。

《正气歌》创作于他晚年定居台湾时期。彼时的溥儒，虽已远离政治漩涡，但作为前朝宗室，他对家国命运的思考愈发深刻。文天祥的《正气歌》正是他精神世界的映照——在历史的巨变中，文人当以气节立世，以文化传承为己任。

二、楷书艺术的集大成者：颜体韵律与魏碑风骨的交融

细观这组八屏轴，其书法风格堪称“兼容并蓄”：

颜体的雄浑大气：溥儒此作以颜真卿楷书为骨，笔画浑厚遒劲，结体宽博端庄。如“天地有正气”数宇，横画舒展如羽翼，竖画挺拔如金钩，尽显颜体“筋力丰厚”的特点。

魏碑的方折劲挺：在转折处，他巧妙融入魏碑的方折笔法，如“为”“节”等字，折角凌厉而不失古朴，避免了颜体易生的圆熟之弊，增添了金石气。

文人书卷气的流露：与唐代颜真卿的碑刻相比，溥儒的楷书更多了一份文人书卷气。他的笔画虽厚重，却不失灵动，如“浩然沛乎塞苍冥”中的“沛”字，三点水旁灵动自然，与整体的端庄形成对比，体现了“静中有动”的审美追求。

三、《正气歌》的精神内核：文天祥与溥儒的跨时空对话

文天祥的《正气歌》作于南宋末年的囚室中，以“天地有正气”开篇，列举十二位历史人物的气节事迹，表达了“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的信念。溥儒选择此篇书写，绝非偶然：

历史的共鸣：作为亡国之君的后裔，溥儒对文天祥的遭遇感同身受。他在题款中写道：“悠悠我心悲，苍天曷有极”，正是这种“黍离之悲”与“守节之志”的共鸣。

文化传承的使命：在溥儒看来，书法不仅是艺术，更是文化的载体。他以楷书这一最庄重的书体书写《正气歌》，意在传递一种超越时代的文化精神——无论朝代如何更迭，正气与气节永远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四、八屏轴的艺术价值：从实用书法到殿堂级巨制

八屏轴的形式，本身便彰显了此作的特殊地位：

视觉的震撼力：八屏连缀，形成巨大的视觉冲击力，使《正气歌》的磅礴气势得以充分展现。这种形式在清代宫廷书法中常见，溥儒以此形式书写，既是对传统的致敬，也暗含了他对前朝文化的守护。

文人书房的仪式感：屏风本为实用器物，但溥儒的八屏轴显然超越了实用功能。它更像是一件“文人书房中的圣物”，悬挂于厅堂，不仅是装饰，更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提醒观者，何为“浩然之气”，何为“文化脊梁”。

五、结语：笔墨之外的正气传承

溥儒的《正气歌》八屏轴，表面看是一幅书法杰作，实则是一曲跨越时空的文化悲歌。他以王孙之身，守文人之节，用笔墨将文天祥的正气精神转化为永恒的艺术形式。今日我们观之，不仅能感受到楷书艺术的极致之美，更能体会到一种超越个人荣辱的家国情怀。

正如他在题款中所言：“风檐展书读，古道照颜色。”这八屏楷书，便是照亮后世的一道“古道之光”，提醒着每一个观者：正气，永远是中华民族最宝贵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