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讲个真事儿,不过得先说清楚,这故事不是从正经历史书里来的,而是从清朝那会儿文人私下传的笔记里扒出来的。
但有意思的是,这故事传了一百多年,越传越真,因为它太扎心了。
事情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
那年冬天,北京城冷得邪乎,护城河冻得能走人。
顺天府的衙役在巡街时,发现墙角缩着个冻死的乞丐。
按老规矩,这种人叫“倒卧”,拿草席一卷扔乱葬岗就完事儿。
可就在搬尸体的时候,有个老衙役发现不对劲——这乞丐手里死死攥着个东西。
掰开一看,是张又油又破的纸,上头用木炭歪歪扭扭写着几行字。
衙役不识字,就拿回去给了师爷。
师爷一看,眼都直了,赶紧往上送。
这张破纸就这么一级一级往上递,最后竟然摆在了翰林院大学士的书桌上。
翰林院是什么地方?
那是全国最有学问的人待的地儿,里头的大官儿都是科举考上来的顶尖人才。
可这帮人看了纸上那首诗,一个个脸色发白,半天说不出话。
有人甚至悄悄把诗抄下来,揣怀里带走了。
这就怪了。
一个要饭的临死前瞎划拉几句,怎么就能把这些见过大世面的大官给镇住?
这诗里到底写了什么?
要听懂这首诗,得先知道它是在什么年月写出来的。
嘉庆皇帝接他爹乾隆的班时,大清朝看着还挺风光,可里头已经烂了。
乾隆晚年最宠信的大贪官和珅,家产抄出来够全国花好几年。
和珅是倒了,可他带起来的那股贪腐风气,早就渗到骨头里了。
对普通读书人来说,最要命的是科举这条路越来越黑。
科举本来是寒门子弟翻身的机会,可到了这时候,已经变味了。
想考秀才?得给学政送钱。
想中举人?得拜在哪个大官门下当门生。
等到了京城考进士,那更是关系套关系,银子铺路。
有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嘉庆朝每次科举,全国来考试的举人有好几千,可进士名额就两三百个。
这里头有多少是真才实学考上的,有多少是走了门路的,谁都说不清。
但有一点很清楚——家里没背景、没钱的读书人,越来越难出头。
那个冻死的乞丐,很可能就是这些“失败者”中的一个。
可以想象一下他的人生轨迹:
从小苦读,二十岁考上秀才,家里全村庆贺;
三十岁中举人,乡亲们敲锣打鼓送他进京赶考;
然后在京城一待好几年,考一次不中,再考一次还不中……盘缠花光了,老乡借遍了,最后连回乡的脸面都没了。
这种人北京城从来不缺。
他们从“举人老爷”沦落到住大杂院,再到桥洞底下,最后成了要饭的。
身体垮了,尊严没了,只剩肚子里那点墨水。
所以当这个乞丐在冻死前,用最后的力气写下那首诗时,他写的不是一个要饭的委屈,而是一代读书人集体绝望的呐喊。
了解了这个背景,您再往下看那首诗,味道就全不一样了。
那张油纸上写的诗,全文是这样的:
身世浑如水上鸥,又携竹杖过南州。
饭囊傍晚盛残月,歌板临风唱晓秋。
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
而今不食嗟来食,黄犬何须吠不休。
咱们一句一句品。
第一句“身世浑如水上鸥”,一开口就不凡。
古人写漂泊,常用“沙鸥”,比如杜甫说“天地一沙鸥”。
沙鸥还能在沙滩上落个脚,可“水上鸥”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只能永远漂着。
这七个字,把一个无根无靠的惨状写绝了。
“又携竹杖过南州”,这个“又”字用得心酸。
不是第一次流浪,是走了一遍又一遍,看不到头。
竹杖是乞丐的打狗棍,南州泛指南方,说明他走南闯北,见过世面,不是天生的叫花子。
第三四句是千古名句。
“饭囊傍晚盛残月”——要饭的破碗,傍晚时盛着的不是饭,是天上那弯冷冰冰的残月。
这句诗妙在哪?
它把极致的穷和极致的美揉在一起,穷到用月光充饥,美到能用破碗装月亮。
读到这,翰林院那帮大官肯定心头一颤:能写出这种句子的人,该有多大的才情?
可这么大的才情,怎么就落到要饭冻死的下场?
“歌板临风唱晓秋”更绝。
歌板是唱曲打拍子的板子,一个乞丐在秋风里打着板子唱曲,唱的什么?
是清晨的秋凉,是一生的凄凉。
这两句诗摆在一起,冲击力太大了:一边是饿肚子,一边是赏月亮;一边是讨饭吃,一边是唱着歌。
这种活法,已经超出了寻常的“惨”,变成了一种带着诗意的、高傲的惨。
但真正让当官们冒冷汗的,是下面两句。
“两脚踢翻尘世界,一肩挑尽古今愁”——我要用这两只脚,把这个肮脏的尘世踢翻;我要用这一副肩膀,把古往今来所有读书人的愁苦都扛起来。
这是一个要饭的该说的话吗?
这分明是英雄豪杰的口气!
一个被世界踩到泥里的人,临死前想的不是求饶,而是要把这世界“踢翻”。
这不是抱怨,这是宣战;这不是哀鸣,这是审判。
“一肩挑尽古今愁”。
他不觉得自己可怜,他觉得自己代表着从古到今所有怀才不遇的人。
孔夫子周游列国没人用,李白杜甫一辈子不得志,所有读书人的憋屈,他一个人扛了。
这种气魄,这种担当,让那些天天喊着“忠君爱国”的官员们脸上发烫——你们锦衣玉食,可有一个乞丐的骨头硬?
最后两句收尾,硬气到底。
“而今不食嗟来食”用的是《礼记》里的典故:齐国大饥荒,有人施舍食物,态度傲慢地喊“嗟,来食!”(喂,来吃!)
饿汉宁死不吃,维护尊严。
这乞丐说,我如今也选择不吃这种侮辱人的施舍。
最狠的是最后七个字:“黄犬何须吠不休”。
他把那些围观他、驱赶他、嘲笑他的人,比作乱叫的狗。
我都快死了,你们这群走狗还叫什么?
整首诗读完,您就明白了:这不是一首求可怜的诗,这是一封写给这个世界的绝交书。
作者用最后一点力气告诉世界:你打败了我的肉体,但我的精神,永不磨灭。
这张纸后来据说送到了嘉庆皇帝面前。
皇帝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句“好生安葬”。
但底下人一琢磨,这事儿不能张扬——大张旗鼓葬一个饿死的才子,不等于打朝廷的脸吗?
结果所谓的“厚葬”,就是草草埋了,连个名字都没留下。
朝廷想埋掉这件事,但没埋掉这首诗。
它像长了腿一样,在京城文人圈里悄悄流传。
每个抄这首诗的人,都在问同样的问题:我们这个社会,怎么就容不下这样一个有骨气、有才华的人?
200多年过去了,这面镜子依然照得见人。
今天没有科举了,但有高考、公考、求职。
多少寒门子弟苦读十几年,走进考场、走进面试间,却发现有些比赛在起跑线上就定了输赢。
那句“身世浑如水上鸥”,是不是还能让很多漂泊在大城市的年轻人心有戚戚?
今天没人饿死了,但“尊严”和“生存”的拉扯从未停止。
为了一个项目,要不要喝下那杯不想喝的酒?
为了保住工作,要不要咽下那句伤人的话?
“不食嗋来食”的硬气,在现实面前到底值多少钱?
这首诗最狠的地方在于,它逼着我们回答一个问题:当一个人被逼到绝境时,他最后能守住的是什么?
那个乞丐给出的答案是——守住精神的骄傲。
你可以拿走我的命,但不能让我低头。
结语今天读这首诗,读的不是一个古代乞丐的悲惨故事,而是一种选择。
是在现实面前跪下去,还是站着死?
是在不公面前沉默,还是用最后的声音喊出抗议?
那个冬天早就过去了,北京城的雪化了又下,下了又化。
乞丐的尸体不知所踪,但那首诗留了下来。
它像一面不会生锈的镜子,每一个时代的人站在它面前,都能照见自己的处境、自己的选择、自己灵魂的成色。
参考文献:震钧,《天咫偶闻》,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佚名,《清代野记》,中华书局,1986年;张杰,《清代科举家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