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调歌头·游泳》：1956毛泽东社会主义探索时期的情感与理性

今年12月26日，为毛泽东同志诞辰132周年。几年前撰写的毛泽东生平系列文章今首发于头条平台，以示纪念。

第一章：六十三岁的长江横渡

1956年6月1日午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工地的打桩声突然停了。

所有工人、工程师都涌向江边——他们看见了难以置信的一幕：六十三岁的毛泽东正在横渡长江。没有救生圈，只穿了条白布短裤，在混黄的江水中时隐时现。陪同的只有三名年轻警卫和湖北省公安厅长朱汉雄。

这是毛泽东当天的第一次试渡。他从正在施工的长江大桥第八号桥墩附近下水，顺流游了约两小时，全程近三十华里。当他在汉口滨江公园上岸时，围观的群众已达数千人。一位老船工挤到前面，颤声问：“主席，您真游过来了？”

毛泽东用毛巾擦着头发，笑道：“长江是个好地方，可以锻炼身体，可以思考问题。”

这句随口而出的话，揭示了接下来四天内三次横渡长江的深层意义：对毛泽东而言，长江既是物理空间，更是思想疆域。1956年的中国，正站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字路口——农业合作化高潮已过，私营工商业改造基本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进入第四年，中共八大即将召开。一切都“快”得出乎意料，而“快”之后该往何处去，成为悬在中南海上空的巨大问号。

第二章：江涛中的蓝图

6月3日，第二次横渡。 毛泽东特意让船工把木船划到武昌蛇山脚下的黄鹤楼旧址。他扶着船舷，望着正在崛起的桥墩，突然问随行的建筑专家：“你们说，这座桥能管多少年？”

“按设计，至少一百年。”

“一百年不够。”毛泽东摇头，“要管五百年，一千年。我们做的每件事，都要想到子孙后代。”

船过龟山时，他看见山脚下一片破旧的棚户区。“那里住着多少人？”

“大约三千户，多是码头工人和手工业者。”

“等桥修好了，”毛泽东指着对岸，“要在汉阳建工人新村，让每家都有自来水、电灯。”

这些片段式的对话，在当晚毛泽东下榻的东湖宾馆被系统化。他对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说：“我游长江时想了三件事：第一，长江大桥只是个开始，将来要有十几座、几十座跨江大桥；第二，不仅要建桥，还要治水，让长江真正为人民服务；第三，武汉要成为华中的工业中心，但不能把长江变成臭水沟。”

王任重记录时手有些抖——这不是一般的指示，而是一幅用语言勾勒的立体建设蓝图。更让他震撼的是毛泽东的补充：“你们不要急，这些事可能需要五十年、一百年。但我们这代人要把蓝图画好。”

理性规划的背后，是深沉的情感驱动。 据卫士李银桥回忆，那几天毛泽东深夜常独自站在东湖岸边，面向长江方向。有一次李银桥送茶，听见毛泽东低声吟诵李白的诗句：“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吟罢，他转身说：“李白看到的是孤独，我们看到的是希望。但希望不能只靠热情，要靠科学。”

科学与热情、理想与现实、速度与质量——这些张力，将在《水调歌头·游泳》中获得诗意的统一。

第三章：词稿上的墨迹

6月4日，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横渡后，毛泽东在东湖宾馆翠柳村提笔。

《水调歌头·游泳》的创作过程像一场精密的思想实验。初稿起句“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看似闲笔，实则暗含时空转换——从家乡湖南到建设中的湖北，从革命岁月到建设时期。但真正奠定全词基调的是第二句：“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舒”字改了三次。最初是“阔”，后改为“旷”，最后定为“舒”。毛泽东向秘书解释：“‘阔’只写景，‘旷’太空洞，‘舒’有心境——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舒畅，让天地舒畅。”

下阕的“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初稿写的是“铁桥飞架”。毛泽东划掉“铁”字：“将来可能用更好的材料，钢桥、水泥桥，甚至我们想不到的新材料。要留有余地。”

而真正体现战略远见的，是“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三句。当时三峡工程还只是少数专家的构想，毛泽东却将其写入词中，并加注：“此非幻想，三十年左右可见端倪。”这个预言惊人地准确——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动工，距1956年正好三十八年。

但词中深意不止于此。在给郭沫若的信中，毛泽东特别说明：“‘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是说建设成绩会让古人惊叹，更是提醒我们自己：不能辜负这个时代。”

这种双重解读，恰恰折射出1956年毛泽东的复杂心态：一方面对建设成就充满自豪，另一方面对未来的艰巨保持清醒。这种清醒，在词的最后两句达到高潮：“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第四章：逝者如斯夫的深意

毛泽东特意保留了孔子的原句，未作任何改写。

在6月10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解释了这一选择：“孔子站在河边说，时间就像这流水啊。我游长江时也在想：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光，也会像江水一样流逝。我们浪费一天，人民就晚一天过上好日子。”

这次会议正在讨论《论十大关系》的定稿——这份报告提出了农轻重比例、沿海内地关系、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等关键问题的辩证思考。毛泽东将《水调歌头》抄录稿分发给与会者：“诗词是感性认识，报告是理性分析。但根子上是一回事：中国要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历史的复杂性在于，1956年上半年这种“冷热平衡”的状态并未持续太久。当年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波动，国内经济建设开始出现冒进苗头。但《水调歌头·游泳》所凝结的瞬间，却成为一个珍贵的标本——它记录了在激情燃烧的年代，一个领袖试图用理性驾驭历史的努力。

有三个细节常被忽略：

其一，毛泽东在武汉期间，详细听取了长江水利委员会关于三峡工程的六小时汇报，做了四页笔记；

其二，他特意视察了武汉钢铁公司建设工地，在留言簿上写道：“要速度，更要质量”；

其三，离开武汉前，他让工作人员收集了十几种长江水质样本，说要“留给后人做对比”。

这些细节与词中的“逝者如斯夫”形成微妙对话：在宏大的历史叙事中，他同时关注着具体的、细微的、需要时间沉淀的事物。

第五章：长波与余响

1957年《诗刊》创刊号首次发表《水调歌头·游泳》时，编辑臧克家建议将“子在川上曰”改为更白话的表达。

毛泽东回复：“不要改。古人今人，情感相通。我们今天做的事，百年后也是历史。要有这种历史感。”

这种历史感，在随后的岁月里经历了严峻考验。“大跃进”中的高指标、浮夸风，与“高峡出平湖”的科学构想形成刺眼对比；国民经济调整时期的反思，又让人回想起“极目楚天舒”所需的从容心态。毛泽东本人也在理性与激情之间摇摆——但每当看到长江，他总会重提1956年的思考。

1966年7月16日，七十三岁的毛泽东再次横渡长江。这次他游了一小时零五分钟，上岸后对记者说：“长江又宽又深，是游泳的好地方。”然后话锋一转，“长江还可以建很多电站，可以通航万吨轮，这些事要靠年轻人了。”

此刻距离1956年已过去十年，三峡工程仍未启动，但毛泽东的视线依然投向远方。或许对他而言，《水调歌头·游泳》不仅是已完成的词作，更是未完成的对话——与长江的对话，与时间的对话，与社会主义究竟该如何建设的永恒命题的对话。

尾声：江水东流，沉思不息

1976年9月，病重的毛泽东最后一次听人读自己的诗词。当读到“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时，他轻声问：“三峡……怎么样了？”

二十年后，1997年11月8日，三峡工程大江截流。仪式上，工程总指挥特意朗诵了《水调歌头·游泳》。摄像机记录下一个细节：当年陪同毛泽东游泳的朱汉雄已白发苍苍，他在听到“高峡出平湖”时，突然老泪纵横。

这不是个人的感伤，而是一个时代的回响。从1956年到今天，长江上已建成百余座大桥，三峡工程全面竣工，武汉成为国家中心城市。毛泽东词中的蓝图大多已成现实，但“逝者如斯夫”的警示依然新鲜：建设永远在途中，发展永远需要平衡速度与质量、激情与理性、当代需要与子孙福祉。

当我们在新世纪重新吟诵“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听到的不仅是一个领袖在特定历史时刻的豪情，更是一个民族在现代化道路上，对如何把握方向、节奏与代价的永恒沉思。

江水东流，不舍昼夜；而岸边的思考者，换了一代又一代，面对的问题却一脉相承：如何在改造山河的伟业中，不失对自然的敬畏？如何在追求发展的过程中，守住以人为本的初心？这或许是1956年那个长江边的夏天，留给今天最珍贵的遗产——不是具体的词句，而是词句中跃动的、未完成的思考脉搏。

毛泽东最终没能亲眼看到高峡平湖，但他留下了比大坝更重要的东西：一种将个人情感升华为集体理性、将诗性想象落地为科学蓝图的思维方式。在社会主义探索的曲折道路上，这种思维方式时而被遮蔽，但从未被遗忘。它像长江底层的暗流，在适当的时刻，总会重新涌上历史的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