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教论”的缘起与发展

书名：“文学政治学”十形态论

作者：刘锋杰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0-08

ISBN：978-7-301-31381-7

说到“政教论”文学观，它经先秦的奠基，到两汉的成形，尔后深刻地影响了诗歌、散文、戏曲、小说等创作领域，形成了一个统一、持续、广泛的文论传统，直到今天，仍然有着巨大的影响。

孔子是“政教论”文学观的创立者，他对《诗经》进行的伟大批评开启了这一派的文论传统。孔子的文学观包括三个方面：

其一，强调诗歌与社会政治活动的相关性。《论语·子路》一章在讨论如何从政的问题时说道：“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本意是说学好了《诗经》，可以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实际上强调了文艺与社会现实政治之间有着重要关联。这反映了当时的一个事实，人们在从事政治与外交活动时，多利用“赋诗”来表达与实现自己的政治意图。如《左传·文公十三年》记载，郑伯在背晋降楚后又想与晋国交好，借见到鲁文公的机会，想请其从中说情，双方均以“赋诗”来应答。郑大夫子家先赋《小雅·鸿雁》的首章：“之子于征，劬劳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鳏寡。”强调郑国弱小，期望鲁文公哀怜，予以帮助。鲁国季文子则赋《小雅·四月》首章以回：“四月维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宁忍予。”说明行役时间长了，要回去祭祀，没有时间去晋国。郑大夫子家再赋《载驰》之四、五章：“我行其野，芃芃其麦。控于大邦，谁因谁极？大夫君子，无我有尤。百尔所思，不如我所之。”认为小国有急难，大国难道不伸以援手？鲁国季文子再赋《小雅·采薇》四章，用其中“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来回答，答应去晋国为郑国说情。到此，一场政治交涉完成了。当然，也有因赋诗不当而引起国家之间矛盾的。这里的赋诗活动虽然只是作为政治的手段被运用，本不关涉诗歌的属性问题，但也表明了诗歌所婉转抒发的情思是可以为政治代言而起到社会政治作用的。

其二，具体说明了文艺的社会政治作用。如问到学诗问题时，孔子答曰：“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认为诗歌可以启发人们的情感，帮助了解社情民意，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抒发对政治的不满，产生可以“事父”与“事君”的社会功用。但这里的“事”不能简单地解释成“服从”，而应解释成“帮助”，即强调通过诗歌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养成美好的品质与形成介入社会生活的恰当方式，这是家庭和谐与国家强盛所必不可少的。所谓的“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是培养对于世间万事万物的认识，属于知识论的范畴，说明诗歌是启蒙读物。

其三，强调文艺应具有特定的思想性与风格特点，故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又赞美《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礼记》亦有记载：“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在这三段引文中，前一个“思无邪”强调了思想情感上的纯正性，如朱熹所说：“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无邪”即思想情感之“正”，是指通过学习诗歌达到一种情性的合理调谐状态，而不是指创作中不能描写那些幽怨、郁积、不满的思想情感。我们不能说表现了愤愤不平之气的作品就是“邪”的，如《七月》《硕鼠》一类，孔子承认诗是“可以怨”的。后一个“乐而不淫，哀而不伤”与第三段引文中的“温柔敦厚”一样也是强调诗歌的艺术风格特征，提醒创作者不应情绪过激，而应尽量地做到委婉抒情，不宜直露。“温柔敦厚”不仅是一种风格特征，也是一种思想特征，即将中道思维视为一种最恰当的思维方式加以呵护。孔子所言，虽然极为简略，但却涉及“政教论”文学观的基本方面：首先肯定诗歌与政治相关，其次分析了诗歌有哪些政治作用，再次揭示了诗歌应当具有什么样的风格特征才能更加充分有效地发挥自身的政教作用。

孔子之后，孟子与荀子发展了“政教论”文学观。孟子的“善教”说显然丰富了“政教论”，指出：“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比较而言，“善政”只能获得财富，而“善教”可以获得民心，当然是“善教”比“善政”更重要了，“善教”成了“善政”的前提与基础。孟子提出“善政不如善教”，为“教化论”提供了重要理由，这说明重视“诗教”比重视政治运作本身更具有政治价值。孟子还提出了“养气说”，指出：“‘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也’……‘何谓知言？’曰：‘诐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孟子的“浩然之气”说与“知言”说相关联，是指人的道德修养应达到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状态。再联系孟子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更是提出了如何做人的问题。这一切若与文艺的功用结合起来看，“善教”说与“养气”说都可直接或间接地证明文艺在育人上的重要性，启发了后来的“风骨”“境界”等问题的研究。

如学者所说，“荀子文学思想从根本上说也是继承了孔子思想的”，这表现在两点上：一是论述音乐的特性与作用，强调“且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合同，礼别异，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矣”，认为音乐与礼义一起，可加强对于人心的引导与管制。其时，音乐与诗歌的联系非常密切，荀子关于音乐的认识，等同于关于诗歌的认识，明确承认文艺与政治治理有关，与孔子提出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观点相一致。一是肯定了诗歌可以对社会现实进行批判，有“天下不治，请陈佹诗”的主张。所谓“佹诗”即指“变诗”，指“变风”“变雅”一类作品。“正风”“正雅”与“变风”“变雅”相对称，前者指表现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属于正面描写；后者指表现周王朝衰败时期的作品，属于批判性描写。肯定“变风”“变雅”，意味着肯定作家可以用作品来批判社会现实，干预社会进程。这与孔子主张的诗“可以观”“可以怨”相一致。所以，荀子的文论思想丰富了“政教论”文学观的建构。

《毛诗序》（凡本书称《毛诗序》者均指“诗大序”，另“诗小序”专指毛诗中各首诗前的解题文字，以下不再说明。）代表了“政教论”文学观的理论自觉，已形成自身体系。从思想背景上来看，它出现在“独尊儒术”的汉代，恰恰说明了“政教论”文学观是儒家思想的一部分，也说明只有当儒学全面影响整个社会意识、伦理关系与政治体制之际，“政教论”文学观才能充分地发育成形。

《毛诗序》“政教论”文学观的体系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毛诗序》强调了文艺与现实政治之间的息息相关，它引述了《乐记》上那段广为人知的话：“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从音乐能够反映国家治理的情况可知文艺与现实之间具有对应性。《毛诗序》在解释“变风”“变雅”的产生原因时依据的正是这一观点，“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风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毛诗序》将“变风”“变雅”的出现与现实政治的黑暗、衰败与人伦道德的沦丧、蜕变相关联，说明了现实政治等情况的变化会直接反映在文艺创作之上。

其二，《毛诗序》主张文艺的批判性，提出了“讽谏说”，强调“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虽然不否定上层统治者对于下层百姓的教化引导作用，但也肯定了文艺作者具有表现政治得失、批判统治者的权利，并要求统治者能够宽容地面对批评，为文艺争取应有的社会地位。这里的“讽谏说”就是后人的“美刺说”，从而构成了“政教论”文学观的一大核心内涵，有力地加强了文艺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性力量。

其三，《毛诗序》充分认识到了诗歌创作的特性，在肯定文艺的社会功用的时候，并没有忽略文艺的审美属性，这是非常难得的。《毛诗序》指出：“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主张“吟咏情性”。将二者结合起来看，揭示了中国诗歌的“言志”特性，并兼及“缘情”传统，可谓包孕深刻，见解宏富。所以，尽管它主张“发乎情，止乎礼义”，制约了“情志”的抒发自由度，也算是能够清醒且不无大胆地开辟了认识文学审美属性的思考领域，影响到陆机也同样重视“情志”问题。陆机提出了“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的看法，强调通过学习古代典籍来培养人的情感抱负。陆机还提出了著名的“诗缘情而绮靡”的观点，可知《毛诗序》的“情志说”与阐释文学的审美属性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就此而言，不应简单地认定主张“政教论”文学观就会轻视文学的审美属性。“政教论”文学观所欲讨论的并非“一般文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它所讨论的本是政治性的文学，所以，我们不能用“一般文学”所应具有的审美属性来简单地否定“政教论”文学观所主张的政教色彩。不过，它的政教色彩也会产生一些问题，如将“一般文学”（如仅仅描写爱情、山水的作品）当作政教性作品来对待，就会产生阐释过度问题。再如政教性作品也应与文学的审美属性相结合，既然被称为文学作品，就应遵循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只是在《毛诗序》时代，人们还没有找到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的方式，所以才产生了两种看似对立实则可以统一的认识思路，彼此纠缠在一起，一边突出文学的政教性，一边突出文学的审美性，以至于后人认为它们是相互矛盾的。

“政教论”文学观一经确立以后，就更加广泛地传播开来，成为中国古代文论的主要传统。如曹丕主张“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曹丕尊至一国之君，他重视文章，自有政治目的，但他把文章的“立言”行为放到如此之高的地位上加以评价，强调文章带来永恒的快乐，无疑极大地提高了作家的社会地位，在客观上推动了文学发展。陆机也强调文章功用，称其可“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贻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与曹丕的认识相一致，肯定文章的千古功用，且认为它可直接地作用于政治治理之道，发挥教化作用，助成政治清明。刘勰提出了“唯文章之用，实经典枝条，五礼资之以成，六典因之致用。君臣所以炳焕，军国所以昭明”。刘勰研究文学，在个人方面，是要“树德建言”；在社会方面，是看中文学具有强大的社会伦理政治功用。其后，像韩愈、柳宗元所领导的唐代古文运动，欧阳修所领导的宋代古文运动，虽然论述了“文以载道”等新的命题，可以说与“政教论”文学观是相表里的，只是角度有所变化而已。到了明清两代，如王守仁、归有光、黄宗羲、顾炎武、魏禧等人的论述，也多与“政教论”相赓续。经唐宋的发展，“政教论”文学观深刻影响了散文批评、戏曲批评、小说批评，“政教论”文学观进入了它的弥散期。

就戏曲方面而言，同样受“政教论”的深刻影响。如元代戏曲家高明创作《琵琶记》，就明确设定创作目的是服务于政教，他用一阙《水调歌头》表明创作态度：“秋灯明翠幕，夜案览芸编。今来古往，其间故事几多般。少甚佳人才子，也有神仙幽怪，琐碎不堪观。正是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知音君子，这般另做眼儿看。休论插科打诨，也不寻宫数调，只看子孝与妻贤。正是骅骝方独步，万马敢争先。”高明强调戏曲创作若与“风化”政教没有关系，那么，即使情节十分生动曲折，表现技巧十分圆润高超，特别能够吸引观众，那也不值得肯定，因为这仅仅抓住了戏曲创作的次要方面，忽略了它的更为主要的方面即“子孝与妻贤”这个政教主题。用“纵好也枉然”来评价非政教类型的作品，有失公允，体现了一些人在维护“政教论”的思想传统时，难免会失去宽容。如明代的汤显祖以大胆写“情”著称，可他也是“政教论”的阐释者，并试图将二者糅合在一起，认为戏曲“岂非以人情之大窦，为名教之至乐也哉”。如清代安乐山樵（吴长元）则认为“梨园虽小道，而状古来之忠孝奸顽，使之感发惩创，亦诗教也。诗人之感，在士大夫；梨园之感，及乎乡童村女，岂曰小补之哉？”这是意在纠正人们对于戏曲的偏见，把戏曲提高到与诗同质相观的高度，既扩大了“诗教”的范围，也是对于“诗教”的丰富。这样一来，“诗教”转化成了“曲教”，在“曲教”中承续“诗教”的内涵与功用。

小说批评中也有“政教论”文学观的同调者。如明代酉阳野史的《新刻续编三国志引》就是一篇典型地体现了政教观的评论，指出：“夫小说者，乃坊间通俗之说，固非国史正纲，无过消遣于长夜永昼，或解闷于烦剧忧愁，以豁一时之情怀耳。”又指出：“今是书之编，无过欲泄愤一时，取快千载，以显后关赵诸位忠良也。其思欲显耀奇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突会刘渊，亦借秦为谕，以警后世寻奸雄，不过劝惩来世凶顽尔。”这是承认小说与历史记载有区别，小说可以只关注消遣娱乐。可是，作者也承认小说与政教相关，说明小说具有政治性。虽然《三国演义》未必就是建立在忠奸对立的叙事模式上的，但从政教的角度解释小说的主题思想也有一定的合理性。这部小说诞生于政教意识极其深厚的思想背景中，当然会具有政教色彩。可观道人在评价冯梦龙《新列国志》时肯定作者的努力：“本诸《左》、《史》，旁及诸书，考核甚详，搜罗极富。虽敷演不无增添，形容不无润色，而大要不敢尽违其实。凡国家之兴废存亡，行事之是非成毁，人品之好丑贞淫，一一胪列，如指诸掌。”这里讨论的重点在于历史小说如何实现艺术真实性，但也表明包含政教内容并不影响真实性。可见，政教内容完全可以进入历史小说的叙事空间。而冯梦龙自己呢？他主“情教”说，认为天下万物，以情为本，所以得从情感的角度来教育民众，故有“我欲立情教，教诲诸民生。子有情于父，臣有情于君。推之种种相，俱作如是观。”这是看到了“诗教”在本质上是情感教育，找到了“诗教”的正途。清代金圣叹的思想是矛盾的，但也反映了“政教论”的影响。他一方面认为不应将“忠义”二字冠于《水浒传》之前，因为作品写的是宋江等“好乱之徒”，何以涉及“忠义”呢？但在论述到小说中人物时，又每每赞叹人格品性，如称李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其评论又体现了儒家政教思想的一些基本原则。元明以来的小说理论更加开放，可是，在“政教论”的强大传统面前，它们也会受到影响，小说要反映社会生活，也就不能不反映社会现实政治，所以它们也就无法与政教相脱离。甚至可以说，与诗文相比，小说具有反映社会现实政治的优越性，它的叙事更加具有广泛性与丰富性，能够成为“时代的画卷”与“社会的镜子”，这样一来，小说与政教的内容不是远了，而是近了。这一点正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小说与政教更加深刻地结合在一起的根本原因。

总之，经过了创立期、理论自觉期与批评上的弥散期，“政教论”文学观得以稳固下来，由诗而文，由文而戏曲而小说，从而奠定了它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重要地位，代表中国古代认识、处理文学与政治关系时的一种最重要的阐释模式。如果问，有什么类型的观点最能代表中国古代文学政治学的理论面貌，我们的回答是，非“政教论”文学观莫属，其他如“发愤论”“诗史论”等，都是这个“母题”的变体而已，即使如“文道论”，就其社会意图而已，也是体现“政教论”的功用观的。所以，要向中国古代的文论要资源来建构现代的文学政治学，就要向中国古代的“政教论”文学观请教，对之予以反思，也许不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