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岛诗潮 ||光国｜刘长玉的诗歌大厦：构建当代诗歌美学原则与精神

摘要：本文以当代诗人刘长玉先生的创作实践与诗学论述为研究对象，系统梳理其以“四美”为美学基石、以“真善美与历史哲学思考”为精神支柱、以“诗人身份认同与文化使命”为价值穹顶的诗学体系。结合其跨地域生活阅历、跨界职业经历与时代关切，阐释该诗学体系对重建当代诗歌创作标准与精神高度的启示性价值，彰显其诗歌艺术兼具烟火气与书卷气、个人情怀与时代担当的独特品格。

关键词：刘长玉；诗歌美学；真善美；文化使命；当代诗歌

一、 诗歌大厦的基石：美的结构与语言

刘长玉的诗歌大厦，立在一块坚实的美学地基之上——这便是他反复强调的“四美”：美的结构、美的语言、美的情思、美的灵魂。这套理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从他高中时代便起步的创作实践里生出来的，是从受朦胧诗影响到最终打磨出个人风格的漫长探索中沉淀下来的。在他看来，形式之美是诗歌成为艺术的第一道门槛，而那句“口语要写得淡而有味儿，不能是一种白开水”，恰恰道破了他对诗歌语言现代性与审美性相统一的追求。

刘长玉对诗歌结构美的琢磨，藏在他对古典诗词格律的深耕与现当代诗歌形式创新的平衡里。早年他在《山东青年报》发表的诗论《诗的跳跃》与《浅谈诗歌中的通感》，就已经显露出对诗歌内在音乐性与意象组织规律的敏锐感知[4][5]。他不认可那些散漫无章的分行文字，总说诗歌得有内在的节奏感和建筑美，这种美感既是盛放情感的容器，也是承载思想的骨架。在他眼里，没有精致结构支撑的诗歌，就像没有骨架的建筑，根本撑不起艺术的重量。

在语言美的追求上，刘长玉格外推崇“淡而有味”的境界。这里的“淡”不是寡淡无味，而是千锤百炼后的返璞归真，是“大巧若拙”的艺术通透。他尤其看重口语入诗的尺度，觉得诗歌语言可以吸纳日常口语的鲜活与亲切，但必须经过审美提纯，绝不能变成寡淡无味的“白开水”。这份对语言的敏感与自觉，和他受教于冯中一先生、余光中先生等诗家的经历分不开[6][7]。尤其是余光中先生融古典与现代于一体的语言艺术，更是为他示范了如何用现代汉语书写出跨越时空的永恒诗意[7]。

要特别说一句，刘长玉的“四美”原则里，“美的情思”与“美的灵魂”才是诗歌的内核。他一直强调，美的语言和结构，最终都是为了表达美的情思、呈现美的灵魂。情思之美，关乎诗歌情感的真挚与洞察的真切；灵魂之美，关乎诗歌思想的深度与高度。正是在这块基石之上，刘长玉的诗歌大厦才得以打通个体情感体验与普遍人类价值的通道，实现语言艺术与精神追求的浑然一体。

他的诗歌创作始终扎根于故土与人生的双重沃土，高密的乡音、吉林的风雪、济南的书香、青岛的涛声，都成了他笔下取之不竭的意象源泉。那些行走山川的见闻、煮茶品茗的闲情，还有从教生涯里与文字、与学子相伴的点滴，都被他揉进诗句里，让每一首诗都带着烟火气与书卷气交织的温度。

说到底，刘长玉的诗歌美学，是对中国古典诗歌“言近旨远”“平淡而山高水深”传统的现代传承与创新。在他出版的《寻觅》《追赶太阳》《岁月如歌》等诗集中，处处能看到这种美学理念的实践痕迹——既有现代汉语的流畅自然，又藏着古典诗词的韵味意境，打磨出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1][2][3]。而国家图书馆对其诗集的收藏，正是对他这份艺术成就的认可。

二、 诗歌大厦的支柱：真善美与历史哲学思考

如果说“四美”原则是刘长玉诗歌大厦的美学地基，那他对“主旋律、真善美、正能量”的坚守，以及对历史哲学深度的探求，就是撑起这座大厦的精神支柱。这些内核，让诗歌不只是供人赏玩的审美对象，更成为承载精神、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力量。刘长玉常说“诗歌要弘扬主旋律，歌颂真善美，传递正能量”，这句话和他“反对低俗化”的立场互为表里，清清楚楚地亮出了他诗学体系的价值底色。

刘长玉对“真善美”的坚守，从来不是空洞的道德说教，而是对诗歌教化功能的当代诠释。在他看来，诗歌作为古老的精神创造活动，本该引导人们向上向善，而不是让人沉溺于低级趣味或虚无主义。这种观点，和中国古典诗学“兴观群怨”的传统一脉相承，尤其与“诗言志”的儒家诗教观有着深层的精神共鸣。但刘长玉的独到之处在于，他把这份传统放进现代语境里重新激活，强调诗歌在当下社会，依然能发挥陶冶性灵、启迪人心的作用。他所说的“真”，是情感的真诚与洞察的真实；“善”，是价值的导向与道德的温度；“美”，则是这一切的艺术化表达。三者融为一体，才让诗歌在扎根现实的同时，不失掉艺术的本真。

刘长玉还格外强调，诗歌要“关注历史，关注人类的未来，要有哲学的基础和思考”。这句话，为他的诗学体系注入了时空的纵深感与思想的厚度。他反感那种“徘徊沮丧、自怨自艾的小资味儿”，其实是不认同诗歌困在狭隘的自我表达里，丢掉了与广阔历史对话、与深刻哲学思辨的能力。这种主张，让他的诗学超越了简单的题材论，真正触及了诗歌精神内核的建构。历史视野，给诗歌打下了深厚的文化根基；未来关怀，让诗歌闪耀着理想的光芒；哲学思考，则为诗歌赋予了理性的深度。在这样的框架里，诗人不只是情感的抒发者，更是文化的思考者、文明的守护者。

他的诗歌创作从不回避时代议题，无论是两岸关系的深沉关切，还是民生百态的细致描摹，亦或是对“最快女护士”张水华事件这类社会热点的理性审视，都能在他的诗句里找到回响。他始终相信，诗人应当站在时代的潮头，用文字记录当下、思考当下，让诗歌成为映照社会的一面镜子。

更值得一提的是，刘长玉那句“诗歌不是市场的奴隶”，堪称他整个诗学体系的现实锚点。在文化消费主义盛行的当下，他敏锐地察觉到市场逻辑对诗歌品质的侵蚀，看到一味迎合大众趣味对诗歌精神的消磨。对此，他始终保持着清醒的警惕，反复强调诗歌要守住独立性与纯洁性，不能沦为商品逻辑的附庸。这份立场，和他对“低俗化”的批判相辅相成，共同守护着诗歌作为精神创造活动的独特性与尊严。

刘长玉的诗歌功能论，在当代多元的诗学语境里，提供了一种鲜明且有担当的价值选择。它既不赞成把诗歌当成单纯的语言游戏或技术演练，也反对将诗歌降格为情绪宣泄或感官刺激的工具，而是强调诗歌作为精神创造，理应与时代、历史、人民保持深刻的联结。这份主张，在他斩获“建党100周年创作大赛一等奖”的实践中得到了印证——他的诗歌从不是对现实的逃避，而是深入现实深处去挖掘诗意；从不是对潮流的迎合，而是以精神的高度去引领时代。

三、 诗歌大厦的穹顶：诗人身份认同与文化使命

夯实了美学地基，立稳了精神支柱，刘长玉的诗歌大厦最终抵达了制高点——对诗人身份的严格界定，以及对诗人文化使命的明确锚定。在他看来，“诗人”不是随便哪个写诗的人都能担得起的名号，而是一顶需要得到社会认可的“桂冠”，意味着沉甸甸的荣誉与责任。这份观点，把诗人的个人写作与社会文化语境紧紧连在一起，让他的诗学体系完成了从艺术本体到价值功能，再到创作主体的完整逻辑闭环。

刘长玉对诗人身份的崇高定位，源于他对诗歌本身的敬畏。他毫不避讳地批评当下“有些年轻人动辄说我是什么样的诗人”的现象，认为真正的诗人称号，必须以作品被读者接受、被社会承认作为前提。这种观点，说到底是对诗歌传统的尊重，对公共价值的认同。在刘长玉的诗学里，“诗人”和“写诗的人”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经过时间检验、被文化传统与社会认可的精神创造者；后者或许只是停留在个人表达的层面。这种区分，无关社会阶层，只关乎精神境界与艺术成就。

从个人经历来看，刘长玉的诗人身份认同，有着鲜活的实践根基。大学时代“每天写诗”的执着，在《山东青年报》发表处女作《寻觅》的欣喜[1][4]，与同学合办“绿源文学社”并担任主编、社长的历练，还有得到冯中一先生指点、方洪昌先生题字“从小路走来，向大路走去”的鼓励[6]——这些经历都在说明，他的诗人身份，是在漫长的创作、发表、交流与认可中一步步确立的。这条路本身就印证了他所说的“承认”与“桂冠”从不是虚名，而是和实实在在的文学实践、社会互动紧密相连。

他的诗人之路，还交织着教师与媒体人的双重底色。多年的大学教学生涯，让他得以站在讲台之上，把诗歌的火种传递给一代又一代学子；退休后投身媒体行业的经历，则让他更懂如何用大众听得懂的语言，去传播诗歌的魅力，让高雅的文学走向更广阔的天地。这种跨界的人生体验，让他对“诗人”的理解多了一层现实的维度——诗人不仅要埋头写诗，更要抬头看路，要做诗歌的传承者与传播者。

刘长玉对诗人文化使命的强调，在他那句“写些屎尿屁那一类的东西，那不是诗”的激烈批评里体现得淋漓尽致。在他眼中，这类创作不仅拉低了诗歌的门槛，更是对诗歌神圣性的亵渎，是对民族诗歌传统的背离。他始终认为，诗人是精神文明的建设者，而非破坏者。这份立场，和他对诗歌社会功能的认知一脉相承。但要注意的是，刘长玉虽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却绝非狭隘的功利主义者。他对诗歌“四美”的执着追求，早已说明他同样珍视诗歌作为艺术的本体价值。他真正追求的，是在艺术的自主性与社会的功能性之间，找到一个恰到好处的平衡点。

从更广阔的视野看，刘长玉对诗人身份的崇高定位，接续了中国文化中“士人”的传统。当他援引李白、杜甫、屈原、李清照等经典诗人作为标杆时，他实际上是将自己置于一个悠久的诗人—士人传统中，认为真正的诗人应有“铁肩担道义”的文化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当代可能表现为对低俗文化的抵制、对高尚精神的引领、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以及对时代精神的把握。而他的诗集被学术界视为具有研究价值[8]，正是对他这份文化使命感的最好佐证。

四、 结语：一座灯塔的建立与光芒

刘长玉通过数十年的创作实践与理论思考，构建了一座结构完整、内涵丰富的“诗歌大厦”。这座大厦以“四美”原则为美学基石，确保了诗歌作为艺术的本体价值；以“主旋律、真善美、正能量”及历史哲学深度为精神支柱，确立了诗歌的社会功能与思想高度；以对诗人崇高身份与文化使命的界定为穹顶，明确了创作主体的责任与担当。这一诗学体系，从个人创作经验出发，最终融入对当代诗歌发展道路的整体思考，显示出强烈的理论自觉与文化自信。

他的诗歌世界，是个人生命体验与时代宏大叙事的完美交融。高密的乡土情怀、吉林的冰雪记忆、济南的校园时光、青岛的海岸风情，还有喝茶、爬山的日常闲趣，都成了他诗歌里的鲜活意象；而他对两岸关系、国际时事的关注，对社会热点的理性思考，则让他的诗歌有了超越个人的格局与重量。

刘长玉的诗学大厦在当代纷繁复杂的诗歌语境中，犹如一座鲜明的灯塔。它可能不会照亮所有海域，但为那些寻找精神港湾和艺术标准的人们提供了清晰的坐标。在诗歌门槛似乎日益降低、价值取向日益多元、甚至混乱的时代，刘长玉坚持诗歌的高尚性、反对低俗化、强调诗人的文化使命，无疑具有纠偏和启示的意义。尽管其部分观点（如“诗人桂冠”说）可能引发关于“承认”主体与标准的讨论，但其整体价值在于重申了一种诗歌的理想主义：诗歌不应是语言的杂耍、情绪的宣泄或市场的奴隶，而应是真善美的传达、民族精神的载体和人类心灵的灯塔。

刘长玉的诗歌大厦，不仅是个人诗学观念的表述，更是对当代中国诗歌发展方向的一种有力回应。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提供了什么样的诗学答案，更在于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所有诗界同仁深思的根本性问题：诗歌在当代社会中究竟应扮演什么角色？诗人应具备怎样的文化担当？什么样的诗歌才能真正对得起这个时代和这片土地？这些问题，或许比任何确定的答案都更为重要。而刘长玉的价值，正在于他以自己清晰的理论体系和坚实的创作实践，为思考这些问题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一个不容忽视的参照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