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东。
1984年，我22岁，是个无业游民。
更准确地说，我是一个不被承认的“音乐创作人”。
住在北京一个大杂院的西厢房里，一个月租金十五块。
房子是真破，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唯一的奢侈品，是一把红棉牌的旧吉他，木头都泛白了。
街坊邻里背后都管我叫“酸丁”，或者“二流子”。
因为我既不进工厂当工人，也不去摆摊做倒爷，整天就窝在屋里，抱着那把破吉他写没人听的歌。
我妈来过一次，看着我墙上贴的谱子，掉着眼泪说：“东子，咱这是工人家庭，你别好高骛远，妈托人给你在首钢找个活儿，成不成？”
我摇了摇头。
我妈就再也没提过这事。
我知道，她对我失望透了。
但我就是不甘心。
我从小就对声音敏感，收音机里但凡放点带旋律的东西，我听两遍就能哼哼出来。
那是一个喇叭裤、蛤蟆镜和邓丽君的歌声一起被视为“精神污染”的年代。
但也是一个所有东西都在悄悄解冻的年代。
空气里有一种骚动不安的气味，每个人都觉得有什么大事要发生，但谁也说不清楚是什么。
我觉得，我的机会，就藏在这片迷茫的骚动里。
那天下午，天阴得跟一块脏抹布似的。
我揣着兜里最后五块钱，坐公交车去了和平里。
那里有家“新侨”录音棚，是当时北京为数不多能让外面的人进去录音的地方。
当然，价格贵得吓人。
我不是去录音的，我是去“卖歌”的。
把我自己写的歌，卖给那些来录音的、渴望成名的“歌手”。
这事儿我干过几次了，一次都没成。
人家要么看不上我写的“靡靡之ion”，要么就觉得我一个毛头小子是来骗钱的。
我站在录音棚门口，隔着厚厚的玻璃，能看见里面的人戴着耳机，声嘶力竭地吼着。
那种渴望，我懂。
我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口袋里那五块钱，是我一个星期的饭钱。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了她。
林晓。
她就坐在录音棚外间招待客人的长条木椅上。
安安静静的，像一尊没有生命的雕塑。
瘦。
这是她给我的第一印象。
像一根还没发芽的豆芽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连衣裙，风一吹就能给刮跑了。
她的脸色很苍白，嘴唇也没什么血色，眼睛很大，但是没什么神采，直勾勾地看着地面，好像地上有朵花儿。
她身边坐着一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中年男人，正唾沫横飞地跟录音棚的老板老张说着什么。
“张老板，你放心，我们家晓晓的嗓子，那绝对是百里挑一！她就是……就是有点紧张。”
老张是个胖子，笑起来像个弥勒佛，但眼睛里全是精明。
“老林啊，不是我说你。这棚时费多贵你也知道，一小时三十块。你这都占了快半小时了，你家姑娘一句没唱出来，这……”
那个被称作“老林”的男人，也就是林晓的父亲，急得直搓手。
“再给十分钟，就十分钟！晓晓，你快跟张老板唱两句！”
他推了推林晓。
林'晓'的肩膀缩了一下，还是没抬头，也没出声。
我看到她的手紧紧攥着连衣裙的下摆，指节都白了。
那是一种极度的恐惧和不安全感。
老张不耐烦地摆摆手：“算了算了，老林，等你们家姑娘准备好了再来吧。后面还有人排队呢。”
老林满脸通红，嘴唇哆嗦着，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化作一声叹息。
他拉起林晓：“走，晓晓，咱回家。”
林晓像个木偶一样被他拉起来，自始至终，一言不发。
就在他们转身要走的时候，我鬼使神差地开了口。
“等一下。”
所有人都看向我。
包括林晓。
她终于抬起了头，那双大眼睛里，充满了迷茫和惊恐，像一只受了惊吓的小鹿。
我清了清嗓子，有点紧张，但还是故作镇定地对老张说：“张老板，我想……我想替她唱。”
老张愣住了：“你替她唱？”
“不是，”我赶紧解释，“我的意思是，我这里有首歌，我觉得特别适合她。能不能……让她试试？”
老林的眼睛里瞬间燃起了一丝希望：“小伙子，你……你说的是真的？”
我点了点头，从我那个破帆布包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谱子。
那是我熬了好几个通宵写出来的，墨水都还没干透。
歌名叫，《风中的承诺》。
老张瞥了一眼谱子，哼了一声：“现在的年轻人，都以为自己是作曲家。”
他显然不信。
老林却像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把抢过谱子：“张老板，就让他试试，棚时费我照付！”
老张大概是看在钱的份上，勉强同意了。
“就十分钟啊。”
我走近林晓，把谱子递给她。
她的手很凉。
“你……你看一下，旋律很简单，词我也写在上面了。”我小声说。
她低着头，长长的睫毛在颤抖。
我以为她又会拒绝。
没想到，她居然接过了谱子，用细得像蚊子叫一样的声音说：“……谢谢。”
那是她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当时心里一动，觉得这姑娘的声音，哪怕只是说话，都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质感。
清澈，又带着点沙哑，像一块未经打磨的璞玉。
我拿起我的破吉他，坐到她旁边。
“我给你弹一遍，你找找感觉。”
录音棚里很安静，所有人都看着我们。
我能感觉到老张那种看好戏的眼神。
我深吸一口气，拨动了琴弦。
一段简单的分解和弦，带着一点忧伤的民谣味道，从我指尖流出。
“当北风，吹过这片荒凉的山岗……”
我压低了声音，轻轻地唱。
“你是否还记得，那句风中的承诺……”
我唱得很投入，这首歌，写的是我自己的迷茫和坚持，是我对我那个看不见的未来的呐喊。
一曲唱罢，录音棚里鸦雀无声。
我抬头，看到林晓正看着我。
她的眼睛里，那种惊恐和迷茫不见了，取而代de是'一种'奇异的光彩。
那光彩里，有震惊，有感动，还有一丝……共鸣。
“我……我想试试。”她开口了。
声音还是那么小，但很坚定。
她走进了录音间。
隔着那层厚厚的玻璃，我看到她戴上了耳机，站在麦克风前，像一个即将走上战场的士兵。
老张和老林都屏住了呼吸。
我对着玻璃窗，朝她比了一个加油的手势。
她看到了，对我轻轻点了点头。
前奏响起。
我把心提到了嗓子眼。
然后，她的声音，从音箱里传了出来。
“当北风，吹过这片荒凉的山岗……”
所有人都愣住了。
包括我。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声音啊！
如果说我的演唱是忧伤的叙述，那她的演唱，就是带着血和泪的倾诉。
她的声音里有故事，有画面。
那种清澈又沙哑的矛盾质感，通过麦克风的放大，变成了一种直击人心的魔力。
她把那句“风中的承诺”，唱得百转千回，充满了不甘和倔强。
那一刻，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
我知道，我找到了最适合这首歌的声音。
或者说，这首歌，找到了它真正的主人。
十分钟后，录音结束。
老张第一个冲了进去，一把抓住老林的手，脸上的笑容灿烂得像朵花。
“老林！你家这闺女，是块宝啊！这歌……这歌也绝了！”
老林激动得热泪盈眶，一个劲地说：“谢谢，谢谢张老板！”
然后他转向我，紧紧握住我的手：“小伙子，你……你真是我们家晓晓的贵人啊！这歌……这歌多少钱？我买！”
我当时也懵着，脑子里全是林晓的歌声。
“叔叔，钱的事……不急。”
林晓从录音间里走出来，脸色依然苍白，但眼睛亮得吓人。
她走到我面前，深深鞠了一躬。
“谢谢你。”
“不……不用谢，”我有点结巴，“是你唱得好。”
“这首歌，是你写的？”她问。
我点了点头。
“它叫什么名字？”
“《风中的承诺》。”
她默默地念了一遍：“风中的承诺……好名字。”
那天之后，我就成了林晓家的常客。
她家也住大杂院，在南城，比我那儿更挤，更破。
老林在一家街道工厂上班，她母亲身体不好，常年吃药。
家里的墙壁被烟熏得发黄，空气里总有一股中药和廉价饭菜混合的味道。
林晓没有工作，她有社交恐惧症，不敢跟生人说话。
唯一的爱好，就是唱歌。
但以前，她只敢在自己屋里，把声音压得低低的唱。
老林是她唯一的听众。
是老林东拼西凑，借了钱，才想带她去录音棚，录一盘磁带，寄给那些唱片公司或者文工团，万一呢？
就是这么一个卑微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梦。
我的出现，像一道光，照进了他们黑暗而绝望的生活。
我开始正式教林晓唱歌。
其实也谈不上教，她的乐感和音准都是顶级的，我只是教她怎么把情感更准确地融入到歌声里。
我把我写的歌，一首一首地拿给她唱。
《午夜的站台》、《褪色的照片》、《城南的雨》。
每一首歌，她都能唱出我想要的味道，甚至比我想要的更好。
我们每天就在她家那间不到十平米的小屋里，我弹着吉他，她轻声地唱。
她的话依然很少，但我们之间好像有了一种默契。
我弹错一个音，她会皱眉。
她唱错一句词，我会停下。
有时候，我们一下午什么都不说，就用音乐交流。
那段日子，很穷，但很快乐。
我常常忘了吃饭，饿得胃疼，但心里是满的。
老林看我的眼神，越来越像看自己的女婿。
他总会变着法子留我吃饭，一盘炒白菜，两个窝头，但对我来说，就是山珍海味。
林晓的母亲，那个病怏怏的女人，看我的眼神也很温和。
她会给我倒水，会叮嘱我天冷了多穿件衣裳。
只有林晓，她对我，始终保持着一种距离。
不是疏远，而是一种……敬畏？
她看我的眼神，总是亮晶晶的，充满了崇拜。
“陈东，”有一次她突然问我，“你脑子里怎么会有那么多好听的旋律？”
我笑了笑：“饿肚子的时候，就有了。”
她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以后，你的歌，都只写给我唱，好不好？”她看着我，很认真地问。
我心里一热，重重地点了点头。
“好。”
我以为，那是一个承诺。
我们把录好的《风中的承诺》的样带，寄给了当时国内最大的“白天鹅”音像出版社。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
一个月，两个月，杳无音信。
老林的希望，一点点被磨灭。
他开始唉声叹气，又开始托人给林晓找工作，想让她去当个售货员。
林晓为此跟他大吵了一架。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她情绪那么激动，她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一天没吃饭。
我心里也急。
我对自己写的歌有信心，对林晓的演唱更有信心。
问题出在哪儿？
我决定，再去一次“白天鹅”。
我揣着借来的二十块钱，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去了广州。
“白天鹅”的总部，在一栋很气派的大楼里。
我被前台拦住了，人家根本不让我进去。
说每天寄来的样带，没有一千，也有八百，编辑们根本听不过来。
我当时就急了，跟前台吵了起来。
最后被保安给架了出去。
我就蹲在“白天鹅”门口的大榕树下，像个傻子一样。
从天亮，蹲到天黑。
广州的冬天，湿冷湿冷的，风刮在脸上，像刀子一样。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放弃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了公司门口。
车上下来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男人，很有派头。
我认得他，他是“白天鹅”的音乐总监，叫李宗盛。
不对，是叫李华。
我当时脑子一热，什么都顾不上了，直接冲了过去，拦在了他车前。
“李总监！李总监！我这里有首歌，您无论如何要听一听！”
司机和保镖立马下来要拉我。
李华摆了摆手，他扶了扶眼镜，打量着我。
“小伙子，你每天都用这种方式推销自己吗？”他问，声音很平静。
“不是，我……我没别的办法了。”我的声音在发抖。
“什么歌？”
“《风中的承诺》！一个叫林晓的女孩唱的！”
李华似乎没什么兴趣，转身就要走。
“这首歌，您不听，会是‘白天鹅’最大的损失！”我豁出去了，大喊了一声。
他停下了脚步。
也许是“损失”两个字刺激到了他。
他转过身，重新看着我。
“你很有自信。”
“不是自信，是事实。”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样带呢？”
我赶紧从包里掏出那盘被我捂得滚烫的磁带。
他接了过去。
“行了，你回去吧。如果歌好，我们会联系你。”
说完，他就走进了大楼。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心里五味杂陈。
是死是活，就看这一把了。
回到北京，我大病了一场。
高烧，说胡话。
是老林和林晓轮流照顾我。
我迷迷糊糊中，感觉有一只冰凉的手，一直在摸我的额头。
我抓住那只手，嘴里喊着：“歌……我的歌……”
等我醒过来，已经是三天后了。
林晓就坐在我床边，眼睛红红的，人又瘦了一圈。
“你醒了？”她声音沙哑。
我点了点头。
“对不起，让你们担心了。”
“你吓死我们了。”她说。
我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碗还冒着热气的粥。
“我……我没胃口。”
“不行，你必须吃。”她的语气，不容置疑。
她端起碗，用勺子舀了一勺，吹了吹，递到我嘴边。
我愣住了。
她脸一红，但没有缩回去。
我只好张开嘴，把那勺粥吃了下去。
很烫，但也很暖。
从那天起，我跟她的关系，好像发生了一点微妙的变化。
她不再那么怕我，有时候，甚至会主动跟我开个玩笑。
虽然那笑话一点也不好笑。
我们还在等“白天鹅”的消息。
半个月后，就在我们所有人都快要放弃的时候，一封来自广州的信，寄到了林晓家。
是“白天鹅”寄来的！
老林的手抖得像筛糠，半天拆不开信封。
最后还是我接过来，撕开了。
信的内容很简单：
“林晓小姐，您演唱的《风中的承诺》已通过我司编辑部审核，一致认为是一首极具潜力的作品。请您及词曲作者，于本月十五号之前，来我司洽谈签约及唱片录制事宜。路费我司予以报销。”
下面，是李华的亲笔签名。
那一刻，整个小屋都沸腾了。
老林抱着我，又哭又笑，像个孩子。
林晓的妈妈，也从床上坐了起来，嘴里念叨着：“老天开眼了，老天开眼了……”
林晓没有哭，也没有笑。
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眼睛里，是我从未见过的，如星辰大海般璀璨的光芒。
“陈东，”她走到我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我们成功了。”
我用力地点头：“是，我们成功了！”
去广州的那天，是个大晴天。
我和林晓，还有作为监护人的老林，一起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三十多个小时的硬座。
车厢里拥挤不堪，充满了各种汗味、泡面味。
但我们三个人的心里，却充满了阳光。
老林一路上都在跟邻座的乘客吹牛，说他女儿是未来的大歌星。
我跟林晓并排坐着，她的头，靠在我的肩膀上，睡着了。
她的呼吸，轻轻地吹在我的脖子上，痒痒的。
我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田野和村庄，感觉自己像在做梦。
一个美得不像话的梦。
到了广州，一切都顺利得不可思议。
李华亲自接待了我们。
他非常看好《风中的承诺》，并且当场拍板，要把它作为林晓第一张专辑的主打歌。
他还提出，要跟我签一份词曲作者的专属合同。
也就是说，以后我写的歌，都要优先给“白天鹅”和林晓。
我当时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合同摆在面前的时候，我甚至没仔细看条款。
我的眼里，只有那个光明的，闪闪发光的未来。
我仿佛已经看到，我的歌，通过林晓的嘴，传遍大江南北。
签约那天，李华请我们去了一家很高级的餐厅吃饭。
老林紧张得筷子都拿不稳。
林晓倒是很镇定，她学着电视里的样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
饭局上，李华说了很多对林晓的规划。
要把她包装成一个集美貌、才华、清纯于一身的“玉女歌手”。
“林晓这个名字，有点普通，我们想给她取个艺名。”李华说。
“叫什么？”老林好奇地问。
“就叫‘林风’吧。《风中的承诺》，林风，很贴切。”
“好，好名字！”老林连连点头。
我心里却有点不是滋味。
林晓，为什么要改成林风？
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也许，成名，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
李华又说：“关于这首歌的宣传，我们也有了方案。词曲作者这一块……我们打算模糊处理。”
我愣住了：“模糊处理？什么意思？”
李华笑了笑，给我倒了杯酒：“陈东，你是个聪明人。你想想，一个刚出道的女歌手，如果她唱的这首成名曲，是她自己写的，那话题性是不是更强？一个‘创作才女’的形象，比一个单纯的‘歌手’，要值钱得多。”
我的心，咯噔一下。
“李总监，你的意思是……这首歌的词曲作者，要写成林晓？”
“不不不，”李华摆手，“我们不会这么写。我们只是在宣传上，引导大家这么去认为。比如，记者问起，林晓可以回答，这首歌的灵感来源于她自己的某段经历。至于词曲作者是谁，我们不主动提，别人问了，就含糊其辞地带过。”
我沉默了。
这算什么？
这是……剽窃。
虽然不是完全的剽uto，但'本质'上，'没有'区别'。
我看向林晓。
我希望她能反对。
我希望她能站出来说：“不行，这首歌是陈东写的，我不能抢走他的功劳。”
但她没有。
她低着头，默默地喝着杯子里的橙汁，好像这件事，跟她毫无关系。
老林在一旁，也是一脸的尴尬，想说什么，又不敢说。
气氛一下子僵住了。
“陈东，”李华拍了拍我的肩膀，“我知道你一时难以接受。但你放心，公司不会亏待你。合同里写得很清楚，这首歌以及你以后所有作品的版税，我们都会按时支付给你。你拿的是实实在在的钱。至于那个‘名’，对你一个幕后创作者来说，有那么重要吗？”
“再说了，你跟林晓……哦不，林风，你们不是好朋友吗？你帮她，就是帮你自己。她红了，你的歌才有价值，你才能赚更多的钱，不是吗？”
“这是一件双赢的事。”
他的话，像一把把软刀子，插在我的心上。
我无法反驳。
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他说的，都是对的。
在那个年代，一个幕后作者的名字，确实一文不值。
钱，才是最实在的。
我喝光了杯子里的酒，火辣辣的，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
“我……需要考虑一下。”我艰难地说。
“当然。”李华微笑着，一切尽在掌握的样子。
回到招待所，我一夜没睡。
我坐在窗前，看着广州陌生的夜景，脑子里乱成一团。
我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那首歌，是我的心血，是我的孩子。
现在，有人要给我的孩子，认一个后妈。
而它的亲生父亲，却只能躲在阴影里。
第二天，我找到林晓。
“你怎么想的？”我开门见山地问。
她不敢看我的眼睛。
“陈东，我……我觉得李总监说得有道理。”她小声说。
我的心，一点点往下沉。
“什么道理？抢走别人的作品，就叫有道理？”
“不是抢……”她急了，“我没有想抢你的功劳！我只是……我只是想成功！你知道我为了这一天，等了多久吗？你知道我们家，有多需要这笔钱吗？”
“我妈的病，不能再拖了！我爸的工厂，也快倒闭了！我不想再过那种被人看不起，连饭都吃不饱的日子了！”
她哭了起来，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
“陈东，你帮帮我，就这一次，好不好？等我站稳了脚跟，我马上就跟大家澄清，说这首歌是你写的！我发誓！”
她拉着我的手，苦苦哀求。
我看着她梨花带雨的脸，看着她眼睛里的渴望和挣扎。
我的心，软了。
也许，她说的对。
也许，我应该帮她。
也许，等她红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答应你。”我说。
我说出这四个字的时候，感觉浑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
林晓的脸上，瞬间绽放出狂喜的笑容。
她抱住我，在我脸上，轻轻地亲了一下。
“陈东，你真好。”
那是我第一次，跟她有那么亲密的接触。
她的嘴唇，和她的手一样，冰凉。
但我的心，却更凉。
之后的事情，就按照李华的剧本，一步步地进行。
林晓改名林风。
《风中的承诺》被录制成了单曲，开始在全国的电台打榜。
林风那空灵又充满故事感的声音，像一颗重磅炸弹，引爆了死水一潭的内地乐坛。
所有人都被这个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女”惊艳了。
磁带在一个月内，卖出了一百万盘。
一个天文数字。
林风，一夜成名。
她开始频繁地接受各种报纸、杂志、电台的采访。
每次被问到《风中的承诺》，她都会按照事先编好的说辞，说那是她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为自己写的一首歌。
她会用她那双纯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镜头，忧伤地说：“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是我的心声。”
媒体和公众，都信了。
“创作才女”、“乐坛奇迹”、“风一样的女孩”。
各种赞美之词，像雪片一样向她飞来。
没有人记得，也没有人关心，这首歌真正的作者是谁。
而我，陈东，那个住在北京破旧大杂院里的“酸丁”，依然是陈东。
我收到了“白天鹅”寄来的第一笔版税。
五万块。
在1984年，那是一笔巨款。
我拿着那笔钱，给我妈买了一台彩电，给我爸买了一条好烟。
我妈看着那台崭新的“飞跃”牌彩电，笑得合不拢嘴。
“我儿子出息了！我儿子出息了！”
只有我知道，这份“出息”，是用什么换来的。
我开始给林风写第二首歌，第三首歌……
《秋天的童话》、《孤独的海岸线》、《星空下的独白》。
每一首，都成了热门金曲。
林风的地位，越来越稳固。
她成了那个时代，最耀眼的明星。
她搬出了那个南城的大杂院，住进了公司给她安排的高级公寓。
她给我打过几次电话。
“陈东，我下个月要开演唱会了，你来吗？”
“陈东，我这个月要去香港领奖了。”
“陈东，我好累啊。”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疲惫和炫耀。
我每次都只是淡淡地说：“知道了。”“恭喜。”“那你多休息。”
我们之间，好像隔了一层看不见的玻璃。
我能看见她，她也能看见我。
但我们，再也回不到从前那间小屋里，我弹琴，她唱歌的时光了。
我答应过她，等她站稳了，就会澄清。
我一直在等。
演唱会开了，奖也领了，专辑出了一张又一张。
她已经站得够稳了，稳得像一座山。
但她，始终没有兑现她的承诺。
有一次，我忍不住，在电话里问她：“林晓，你还记得你答应过我什么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陈东，”她终于开口，声音很冷，“现在说这些，还有意义吗？”
“大家已经认定了，那些歌，就是我写的。如果我现在站出去说，一切都是假的，你猜会怎么样？”
“我的事业，会全毁了！你懂吗？”
“你已经拿了你该拿的钱，甚至比你应得的更多。你还想怎么样？你也想站在聚光灯下，享受鲜花和掌声吗？”
“别那么天真了，陈东。这个世界，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啪。
她挂了电话。
我拿着听筒，呆呆地站着，听着里面传来的“嘟嘟”的忙音。
我的心，碎了。
原来，在'她'心里，'我'就是'一个'贪得'无厌'，'天真'可笑'的'傻瓜。
原来，我们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关系。
我笑了。
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恨她。
我恨她的背信弃义，恨她的冷酷无情。
我也恨我自己。
恨我自己的软弱和轻信。
我决定，去找她。
我要当面问清楚，她到底把我当什么。
我坐火车去了她所在的城市。
在她的公寓楼下，等了整整一天。
我看到她从一辆豪华的保姆车上下来。
她穿着香奈儿的套裙，戴着墨镜，身边围着好几个助理和保镖。
她不再是那个穿着蓝色连衣裙，瘦得像豆芽菜的林晓了。
她是万众瞩目的大明星，林风。
我冲了过去。
“林晓！”
她听到了，身体僵了一下。
她转过头，看到了我。
墨镜遮住了她的眼睛，我看不到她的眼神。
但我能看到，她的嘴角，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厌恶。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比电话里更冷。
“我来问你一句话。”我死死地盯着她。
“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说的吗？”
“有。”
“你到底把我当什么？一个为你写歌的工具？一个可以随意丢弃的垃圾？”
她沉默了。
保镖走上前来，想要推我。
“让他说。”她阻止了保镖。
她摘下了墨镜。
我终于看清了她的眼睛。
那里面，没有愧疚，没有抱歉。
只有一片冰冷的，坚硬的荒漠。
“陈东，”她说，“我承认，是我对不起你。”
“但是，你也要搞清楚一件事。没有我，你的那些歌，什么都不是！它们只会烂在你的抽屉里，一辈子都见不了光！”
“是我，给了它们生命！是我，让它们变得家喻户晓！是我，成就了你！”
“你以为，成功是那么容易的吗？你以为，光有才华就够了吗？”
“我告诉你，不够！这个圈子，比你想象的要黑暗一百倍！我能走到今天，我付出了多少，你根本想象不到！”
“我陪那些脑满肠肥的投资人喝酒，喝到胃出血！我为了一个上电视的机会，给导演下跪！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累得像条狗！”
“你呢？你躲在北京那个破院子里，动动笔，弹弹琴，钱就来了。你凭什么来指责我？”
她的声音，越来越尖利，像一把刀，在我心上，一刀一刀地割。
我被她问得哑口无言。
是啊。
我凭什么？
我好像，真的没有资格。
“所以，”我惨笑着问，“这一切，都是我活该，是吗？”
她没有回答。
她重新戴上墨镜，转身，走进了那栋豪华的公寓大楼。
她的背影，决绝，而陌生。
我站在原地，像一尊被抽空了灵魂的雕像。
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的独角戏。
我以为我们是并肩作战的战友，是互相取暖的知己。
在她眼里，我不过是她通往成功之路上，一块比较好用的垫脚石而已。
我输了。
输得一败涂地。
我回到了北京。
我把我关在屋子里，三天三夜。
我把那些年写给她的歌，一遍一遍地听。
听得我肝肠寸断。
然后，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拿起剪刀，把那些谱子，一张一张，全部剪碎。
我把那把红棉吉他，砸了。
我把“白天鹅”寄来的所有钱，都捐给了一家孤儿院。
我，陈东，从今天起，再也不写歌了。
我去了我妈给我找的那个首钢的工厂，成了一名真正的工人。
每天，对着轰鸣的机器，挥汗如雨。
很累，但也很踏实。
我再也不去想那些关于音乐，关于梦想的破事了。
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像一滩波澜不惊的死水，直到终点。
但是，命运，好像总喜欢跟我开玩笑。
几年后，我结了婚，娶了一个同厂的女工。
她不漂亮，也不懂音乐，但她很贤惠，很善良。
她知道我的过去，她从不问。
她只是在我偶尔对着电视发呆的时候，默默地给我递上一杯热茶。
我们有了一个儿子。
生活平淡，但也幸福。
林风，或者说林晓，这个名字，成了我生命中的一个禁忌。
我从不主动提起，也刻意回避所有关于她的新闻。
但她太红了。
电视上，广播里，报纸上，到处都是她的身影。
她成了华语乐坛，不可动摇的一代天后。
她后来也尝试过自己“创作”。
但那些歌，空洞，乏味，充满了无病呻吟。
再也没有一首，能达到《风中的承诺》那样的高度。
有人说，林风江郎才尽了。
只有我知道，她不是江郎，她从来就没有过“才”。
她的才华，都留在了1984年，那个北京的冬天。
时间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走着。
一转眼，二十年过去了。
2004年。
我已经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了。
两鬓斑白，脸上刻满了皱纹。
我的儿子，也已经上了大学。
有一天，他放学回家，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爸，我给你看个东西。”
他打开电脑，点开一个网页。
那是一个音乐论坛。
一个很火的帖子，标题是——《八一八天后林风的封神之作〈风中的承诺〉，背后另有隐情？》
我的心，猛地一跳。
帖子里，一个自称是“白天鹅”前员工的人，爆料说，《风中的承诺》以及林风早期所有大火的歌曲，词曲作者，另有其人。
一个叫“陈东”的，来自北京的神秘男子。
帖子下面，盖起了几千层楼。
有人信，有人不信。
有人在骂林风是“小偷”，欺骗了大家二十年。
也有人说，这是对天后的恶意中伤。
我的手，开始发抖。
“爸，”我儿子看着我，“这个陈东……是你吗？”
我看着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这些年，我把这个秘密，埋在心底，烂在了肚子里。
我以为，它会跟着我，一起进坟墓。
没想到，二十年后，它以这样一种方式，重见天日。
“爸，如果是你，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我儿子激动地问，“这是你的歌！是你的荣誉！”
我苦笑了一下。
荣誉？
对一个在钢厂里干了二十年的工人来说，荣誉，还重要吗？
“都过去了。”我说。
“怎么能过去！”我儿子提高了声音，“不行！我要帮你讨回公道！我要告诉所有人，你才是真正的天才！”
他开始在那个帖子里回复，说他爸就是陈东。
但很快，他的回复，就被淹没在无数的口水之中。
没有人信他。
大家都说他是在蹭热度，想出名想疯了。
甚至有人开始人肉他，攻击他。
看着儿子委屈又愤怒的脸，我的心，像被针扎一样疼。
也许，我是时候，该做点什么了。
不是为了我自己。
是为了我的儿子。
我不想让他觉得，他的父亲，是一个懦夫。
我找到了当年那个论坛的楼主。
他是一个很年轻的记者。
他对我的故事，非常感兴趣。
我们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
我把我跟林晓所有的过往，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他。
包括那间南城的小屋，那把破旧的吉他，那盘寄往广州的样带，那份模糊处理的合同，以及，那次决裂的当面对质。
他听得目瞪口呆。
“陈师傅，”他激动地握住我的手，“您放心，我一定会把真相，公之于众！”
一个星期后，一篇名为《被偷走的二十年：天后林风与她背后的“枪手”》的深度报道，出现在国内一家发行量最大的娱乐周刊上。
报道里，有我的口述，有老林（他几年前已经去世了）的邻居的佐证，甚至还有当年“新侨”录音棚老板老张的采访。
证据链，完整，清晰。
这篇文章，像一颗原子弹，在娱乐圈，在整个社会，炸开了。
林风的团队，第一时间出来辟谣，说这是无耻的诽谤，是竞争对手的恶意抹黑。
他们发了律师函，要告那家周刊和那个记者。
林风本人，也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
在发布会上，她穿着一身白色的长裙，画着精致的妆。
她看起来，依然那么高贵，那么清纯，像一朵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莲花。
她对着镜头，哭得梨花带雨。
“我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了什么，要承受这样的污蔑。”
“《风中的承诺》，就是我写的。它是我生命中最宝贵，最私密的情感体验。”
“那个叫陈东的人，我承认，我认识他。他只是……只是一个帮我记谱的朋友。”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也许是……是生活不如意吧。我可以理解，但我不能接受，他用这种方式，来伤害我，来否定我的一切。”
她的话，说得滴水不漏。
她的眼泪，博得了无数人的同情。
舆论，开始反转。
很多人开始骂我，说我是个想钱想疯了的骗子，是个见不得别人好的小人。
那个记者，也被停职了。
周刊的销量，一落千丈。
我再一次，被推到了风口浪尖。
我走在路上，会被人指指点点。
我家的墙上，被人用红油漆，写满了“骗子”、“滚出去”。
我老婆不敢出门，我儿子在学校也抬不起头。
我再一次，感觉到了那种深深的无力感。
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没有公道可言？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事情，又出现了转机。
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站了出来。
李华。
那个当年“白天鹅”的音乐总监，如今已经是华语乐坛教父级的人物。
他开了一个记者会。
他说：“关于林风和陈东的事情，我作为当年的知情人，有责任，也有义务，出来说几句公道话。”
“《风中的承诺》，以及林风早期所有的成名作，词曲作者，确实都是陈东。”
“当年，公司为了市场考虑，采取了一些不光彩的宣传手段。我作为当时的决策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里，我向陈东先生，表示最诚挚的歉意。”
“同时，我也想对林风说一句：作为一个艺人，你可以欺骗公众一时，但你欺骗不了一世。真实，是对艺术，最起码的尊重。”
李华的话，一锤定音。
整个华语乐坛，都失声了。
林风的“创作才女”人设，一夜之间，彻底崩塌。
她之前建立起来的所有光环，都碎成了齑粉。
她成了最大的笑话。
代言被撤，演唱会被取消，唱片被下架。
她从云端，重重地，摔了下来。
据说，她把自己关在公寓里，谁也不见，精神一度崩溃。
而我，则成了悲情的英雄。
媒体把我塑造成一个被埋没的天才，一个坚持真理的斗士。
各种唱片公司，都来找我，捧着重金，求我出山。
但我都拒绝了。
我不想再跟那个圈子，有任何瓜葛。
事情平息后，我回到了钢厂，继续当我的工人。
厂里的领导，给我调了一个轻松的岗位。
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也从鄙夷，变成了敬佩。
我老婆和我儿子，也终于可以抬起头，做人了。
生活，好像又回到了正轨。
只是，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起她。
想起那个在录音棚里，穿着蓝色连衣裙，紧张得不敢抬头的女孩。
想起她在小屋里，第一次唱响《风中的承诺》时，那惊为天人的声音。
我不知道，我做的，到底对不对。
我毁了她，也毁了我自己心中，那份曾经最美好的记忆。
一个初冬的傍晚，我下班回家。
在家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
是她。
林晓。
她没有化妆，穿着一件普通的黑色大衣，头发随意地扎着。
她瘦了很多，也憔悴了很多，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
她看到我，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没有发出声音。
我们，就这么，隔着几步的距离，静静地站着。
北风吹过，卷起地上的落叶。
像极了二十年前，我给她唱起那首歌的那个下午。
“当北风，吹过这片荒凉的山岗……”
我不知道站了多久。
最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盘很旧的磁带。
正是二十年前，我们在“新侨”录音棚，录的那盘样带。
“这个……还给你。”她的声音，沙哑得厉害。
我接了过来。
“对不起。”她说。
“还有……谢谢你。”
说完，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慢慢地，消失在了巷子的尽头。
我捏着那盘磁带，站在原地，泪流满面。
我知道，我们之间，彻底结束了。
所有的恩怨，所有的纠葛，都随着她那句“对不起”，烟消云散。
回到家，我找出那台早就被淘汰的录音机。
我把磁带，放了进去。
按下了播放键。
一阵“沙沙”的电流声后，一段熟悉的吉他前奏，响了起来。
然后，是那个，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声音。
清澈，倔强，充满了生命力。
“你是否还记得，那句风中的承诺……”
我闭上眼睛，仿佛又回到了1984年。
那个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黄金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