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的河西走廊,春风迟迟未至,唯有寒风卷着黄沙,刮过荒芜的戈壁。一支衣衫褴褛的队伍,在马家军明晃晃的刺刀下蹒跚前行,她们是西路军的女战士,曾是手握钢枪、威震敌胆的妇女独立团成员,此刻却成了阶下囚,承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苦难与屈辱。
这支部队的故事,要从 1936 年 10 月说起。
红四方面军两万余名将士西渡黄河,组建西路军,肩负起打通国际通道的战略使命,队伍中,1300 余名女战士组成的妇女独立团格外耀眼,加上文工团、护卫人员,西路军中的女性力量共计 1500 余人。
她们不是随军的家属,而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配发枪支的战士。
战场上,她们和男同志一起冲锋陷阵;阵地后,她们搬运弹药、救治伤员,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西路军西征路上的半边天。
有老兵回忆:“这些女娃子,枪打得准,拼刺刀也不含糊,一点不比老爷们差。”
可孤军深入的西路军,很快陷入了马家军的重重包围。
马步芳、马步青手握十余万兵力,靠着骑兵的机动性和对河西地形的熟悉,对西路军展开了疯狂的围追堵截。古浪、高台、倪家营子,数十次血战在戈壁与山谷间打响,西路军将士浴血奋战,却始终难破绝境。
1937 年 3 月,西路军在祁连山战败,大量将士被俘,其中女俘虏就有三四百人。
马家军的迫害,从押解途中就已开始,惨无人道到了极致。行走困难的伤病员,被直接拖到路边杀害;年小体弱的战士,难逃被活埋的命运;更有甚者,被活活烧死在戈壁滩上,连一句遗言都来不及留下。
妇女独立团团长王泉媛,带着百余名女兵在临夏被俘后,被关押在凤凰山的土炮楼里。
阴暗潮湿的囚室,臭虫遍地爬,吃喝都是最差的,岗哨还时常肆意戏弄、侮辱她们。
有人看着身边的战友接连倒下,忍不住抹泪,王泉媛就低声鼓励:“我们是红军战士,骨头不能软!”
抵达西宁、凉州等关押地后,更残酷的命运,摆在了这些女战士面前。马步芳将大部分女俘虏,随意分赏给部下做妻妾、当奴隶,稍有不从,便是皮鞭抽打、棍棒相加,甚至直接活埋。
王泉媛被分给马步青骑四旅团副马进昌为妾,对方送来锦缎首饰,软语诱惑,她视而不见;对方举起皮鞭木棍,暴力逼迫,她宁死不从。被关在深宅大院里的日子,她从没有放弃希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回到队伍里。
还有一部分女战士,被送往工厂、煤窑做苦工。昏暗的窑洞里,她们扛着沉重的煤筐,干着连壮年男子都难以承受的活计,吃不饱、穿不暖,稍有懈怠就会遭打骂,恶劣的环境里,疾病蔓延,不少人就这样默默倒在了苦役中。
与此同时,被俘的西路军将士被集中关押在西宁 “补充团” 等集中营,睡在烂草堆上,冬天没有御寒的衣物,冻得瑟瑟发抖;
夏天顶着酷暑炙烤,浑身长满痱子。每日只有少量发霉的青稞饼充饥,饿到极致,只能挖野菜、啃树皮,生病后无药可治,大量战士就在饥饿与折磨中离世。
可即便身陷绝境,这些女战士的革命气节,从未有过一丝动摇。
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张琴秋,化名苟秀英,在狱中悄悄联络战友,一遍遍开展革命气节教育,告诉大家 “只要活着,就不能丢了红军的脸”;
刘瑞龙等同志秘密成立党支部,战友之间用《苏武牧羊》的诗句互相激励,“留胡节不辱” 的信念,刻在每个人的心底。
王泉媛始终在寻找逃脱的机会,她悄悄收买了烧饭的丫头和军需主任,在 1937 年 3 月的一个深夜,扮成回族小贩,混在人群中逃出了深宅。
她一路躲避马家军的搜捕,靠着乞讨充饥,在戈壁滩上跋涉了三天三夜,终于抵达兰州八路军办事处,当看到门口的红旗时,这个从未掉过泪的女战士,忍不住放声大哭。
可王泉媛的幸运,只是极少数。
更多的女战士,始终没能挣脱枷锁,她们被迫留在河西地区,隐姓埋名,有的嫁给了当地百姓,有的独自生活,在旁人的不解与异样的目光中,度过了余生。
她们从未忘记自己是红军战士,只是再也没能回到心心念念的队伍。
随着国共合作的开展,被俘女红军的待遇略有改善,但绝大多数人,终究没能归队。
西路军最终抵达新疆的 400 余人中,没有一名女红军;返回延安的队伍里,也没有了妇女独立团的身影,整个西路军被俘女战士中,仅有三名后来得到营救,重新回到了革命队伍。
据甘肃省妇联 1984 年的调查,在甘肃、青海各地散落的三百多名女红军,全都是当年西路军的被俘战士。
她们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河西走廊,把委屈和苦难藏在了心底,从未向旁人过多诉说那段悲壮的过往。
八十余载岁月流转,戈壁的风沙早已掩埋了当年的战场痕迹,当年的西路军女战士,也大多已离世。
但她们用生命坚守的革命气节,用热血书写的悲壮史诗,从未被遗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