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关牧村这个名字,如今不少年轻人可能有点陌生,可在七八十年代,她的歌声就像夏天的知了叫,哪儿哪儿都能听着。那时候改革开放刚开始,国门一点点打开,外面的新鲜东西像潮水似的涌进来,不光是牛仔裤、录音机,还有那些从来没听过的外国歌曲。
那时候的关牧村,正赶上了这股风。她唱外国歌,可不是随便哼哼,是真下了功夫的。日本民谣《木曾节》那种小调儿的婉转,到了她嘴里,就跟真看见日本老太太穿着和服在樱花树下哼歌似的;唱起巴基斯坦的《美丽的国土》,又能让你觉着自己站在那儿,眼前是一片广阔的土地,风吹过来带着点沙子味儿;还有罗马尼亚的《照镜子》,被她唱得那叫一个灵动俏皮,听着歌就能想象出一个小姑娘对着镜子转圈儿的模样。那时候音乐会多啊,大伙儿都憋坏了,就想听点儿好听的,关牧村的歌,正合了这茬儿。
说起来也怪,关牧村小时候可没学过英语,连二十六个字母都认不全,可偏偏爱唱外文歌。这就应了那句老话,“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她运气也好,碰上了一个叫高凤霞的老师,那老师是外贸专科学校的,英语底子厚实。那时候老师家里也不宽裕,可高凤霞硬是骑着辆破自行车,大冬天的顶着西北风,大夏天的汗流浃背,一趟一趟往关牧村家跑。那阵势,就跟现在家长送孩子上补习班似的,只不过这位老师是免费的,而且比谁都认真。就这么着,关牧村一句一句抠,一首一首练,愣是把那些拗口的外文歌词唱得字正腔圆,情意绵绵。
1979年,对关牧村来说可是个大年。那一年,她当选了全国青联委员,还头一回出了国门。更重要的是,有个叫张淑英的新华社记者,听了她的歌儿,心里头一震,觉得这姑娘不简单,得让全国人都知道知道。于是,1979年6月21号,一篇稿子从天津飞到了北京,两天后,也就是6月23号,《人民日报》第四版上,还真就登了这篇报道。那会儿的《人民日报》可不是现在的手机推送,那是全国人民都得看的,这一登,关牧村算是“火了”。报道里说她的嗓子“浑厚”,唱起高音来像大江奔流,低下去又像闷雷打滚儿——这话形容得绝了,听着就让人觉得,这嗓子真是老天爷赏饭吃。
同年夏天,青岛办了个“青岛之夏”音乐会,关牧村头一回去外地参加这么大的场子。青岛那地方,夏天美得像画儿,霓虹灯一亮,跟海上的渔火混在一块儿,分不清哪儿是灯哪儿是星。演出在露天体育场,那阵仗,乌泱泱坐了一万多人。关牧村上台,唱了那首《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刚唱完,坏了——掌声炸了锅,一阵接一阵,根本停不下来。本来下一首歌的钢琴都抬上来了,愣是又让人给抬下去,大伙儿扯着嗓子喊“再来一首”。她只好又唱了《打起手鼓唱起歌》,唱完还不行,还得再来。那晚的掌声跟海浪似的,一波一波往台上涌,关牧村站在台上,心里头热乎乎的,眼睛都有点潮。她想,原来唱歌这事儿,不光是自个儿痛快,还能让这么多人跟着一块儿乐呵。
后来她常念叨,观众是真可爱,他们给你鼓掌,不是因为你多有名,是因为你的歌儿唱到他们心坎里去了。那之后,她更明白了,唱歌这事儿,得像伺候地似的,得用心耕,用情浇。你想啊,一首歌儿,要是光有嗓子,没有心,那不就跟塑料花似的,看着好看,闻着没味儿吗?关牧村的歌儿能让人记住,就是因为她把自个儿的心搁里头了,唱出来的不是音符,是日子,是感情,是活生生的人味儿。
如今再听她的歌,那些老旋律还能把人拽回那个年代——没有手机,没有网络,一台收音机能让人蹲在院子里听半天。那时候的歌儿,简单,却真;那时候的人,热情,也纯粹。关牧村的故事,说到底,就是一个普通人,靠着不服输的劲儿,碰上了好时代,遇上了好人,最后用歌声温暖了一代人。你说,这样的歌儿,能让人忘得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