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歌：当岛国被绑上美国战车，这些思想者试图解开绳结

编者按：日本战后重建的这段历史丰富多彩，尽管其中有汗水、血泪、挫折与不幸，但是总体来看，这仍是一个成功的现代化故事。比起欧美国家，日本的改革经验，无疑对“中国转型”具有参考价值。作为第一个完成现代化转型的亚洲国家，日本究竟可以为我们提供怎样的成功经验?

本文摘录自东京都立大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孙歌老师新作《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序论，内容经编辑，略有删减，部分标题为编者所加。

经常有朋友问我，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和日本的思想家对中国有什么用？对此，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日本朋友在捐赠物资的同时说过一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想大家都还印象深刻。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其实这不就是个很好的回答吗？

思想家有国籍，思想史的问题有国界，但是思想能力是没有边界的，是人类共通的。从2020年开始直到现在，当面对新冠感染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并且发现病毒把全世界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连成一体的时候，当人类本该为战胜灾疫互助合作的时候，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丛林法则对人类合作的破坏，看到了非正义势力对人类良知的践踏。因此不难理解，在人类社会中，“风月同天”并非玫瑰色的梦想，它总是在极尽坎坷、饱受磨难的时刻才能获得真实的含义。

我在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亦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能够跨出国界的思想才能获得“人类性”，但同时，真正有能力跨出国界的思想却必定会面对它所在那个社会的核心问题。换句话说，越是具有在地深度的思想生产，越是有可能与其他社会共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日本的历史脉络中发掘中国的问题，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一、1945-1955：

日本战后的混沌十年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总是在危机饱和的时刻，突然展现它的真实面貌。不过这样的时刻永远是瞬间，如果你和它擦肩而过，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分享日本战后思想史的原因——那也是一段充满了危机的历史瞬间。

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为什么是日本战后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现代史或者是当代史呢？确实，中国的历史学没有“战后时代”这样一个历史区分，但是对于日本思想界，“战后”这一段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

当时日本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今天回过头看，很多可能性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恰恰是因为战后那一代人曾经力争为这些可能性塑形，并且试图向实现它们的方向推进，才为防止日本再度法西斯化提供了潜在的牵制力量。

战后，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的是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从日本接受战败并接受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到日本确立“五五年体制”（即名义上的两大对立政党执政和实质上的自民党一党执政），这十年间，日本政治经济处于混沌状态，也因此曾经让革新人士对日本的多种可能性拥有希望；即使在五五年体制确立之后，那一代人也仍然没有放弃改变日本的努力。

因此，在我的定义里，日本的战后时期伴随着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一两代人开始，并随着他们退出思想领袖位置而结束。换句话说，日本的战后时期，在现实政治中可以说到1955年就结束了，但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直到1960年代前半期大众社会形成基本格局才宣告结束。

我把本书的时代背景设定在这个广义上的“战后时期”，是因为我关注的正是思想与精神领域里的时代课题。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国际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历史事件暗示了其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

二、1950年代的全球格局

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

朝鲜战争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对立的格局，也给美国长期把军事力量留在东北亚创造了条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驻韩美军不仅并未撤离，还与韩国政府签订合约，于1954年起长期驻留。

这样，连同驻冲绳美军基地（1945年冲绳岛战役后，美国占领并接管了冲绳的施政权），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立脚点。伊拉克战争时用贫铀弹轰炸伊拉克的美军飞机，就是从冲绳基地起飞的。

与此同时，日本投降后，由美国操纵的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更是接管了日本本土的最高指挥权。直到1952年4月结束占领为止，日本政府实行的其实是一种“间接统治”，并不能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即使在1952年之后，日本的政治首脑仍然要在事实上听命于美国的意志。

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情。为了防止日本“赤化”，美国给日本导入了美式民Z机制，并操控了《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在这部宪法里，不仅包括著名的“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必须放弃战争，否定军备和交战权），也包括当时连美国都没有实施过的一些条文，比如妇女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等。

这些字面上的条文虽然给日本进步势力提供了一些革新的条件，却并不如人意；事实上，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总司令部仅仅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阵营而推行这一套美式民Z，一遇到关键问题，日本民众的要求立刻就会被弃之不顾，比如战后对日和约处理。

在和约应该与所有被侵略国家签订，还是仅仅在冷战格局西方一侧内部签订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强大的“全面和解”攻势，在社会上营造了相应的氛围，但《旧金山和约》却仅仅完成了西方一侧的内和解。

麦卡锡主义

在这样的冷战氛围里，美国国内出现了“麦卡锡主义”。麦卡锡是美国国会议员，一个坚定的反G主义者，利用各种手段动员美国的国家机器对美国内部乃至和美国有关的一些地区的G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让全世界的进步人士感到惊愕和不解，但1950年代也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大事件发生。

万隆会议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万隆会议宣布了亚非弱小国家的独立，表述了这些国家相互间建立团结合作关系的意志。同时，万隆会议也明确宣布，它不加入冷战结构规划出来的国际格局。

1956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举行会谈，正式提出了“反对一边倒”的声明。这个会谈也被视为1961年兴起的亚非国家不结盟运动的雏形。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上形成的冷战格局是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支撑的。主导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是美国，主导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是苏联。当时两个国家在主导性方面都具有某种绝对性。

万隆会议精神明确地显示，在冷战的对立格局之间，形成了由亚非国家组成的中间地带。布里俄尼岛会谈则进一步强化了拒绝在冷战格局中结盟的意志。

中国在当时虽然仍然采取“一边倒”的政治态度，也就是维护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的主导地位，但在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发表的联合声明，都确认了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而次年万隆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可以说是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

万隆会议闭幕后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按照惯例，各国G产党均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苏联又召开了一个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关门会议。

苏共二十大关门会议

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宣读了他的秘密报告。这时距离斯大林逝世已经有三年时间，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他晚期开展的政治大清洗进行了严厉的指控。

赫鲁晓夫的论述逻辑是：苏维埃时期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全部成就，应该归功于苏维埃政党的正确领导和苏联人民的不懈努力；而这个时期所犯的那些严重的错误，应该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残暴、独裁和多疑。这也是“去斯大林化”的开始。

但在苏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面对与会的世界各国G产党的代表团，当然也面对全体苏维埃的成员，做的却是另外一个致辞。在致辞里，他仍然延续以往的说法，热情洋溢地赞扬苏维埃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因为斯大林同志的正确领导。

因此，在同一个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之后的关门会上，赫鲁晓夫发表的两个演讲的基调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它说明，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循序渐进地获得全世界G产党的共识就突然发生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苏联高层内部的复杂纠葛。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史料求证才能分析的复杂事件，不是本书能够处理的问题。我这里仅仅是想指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泄露之后，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震惊，各国G产党都对这个事件表现出严重关注。

与此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同一年年底，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宣布要从苏联的直接掌控中摆脱出来，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权。“波匈事件”导致了苏联的直接出兵：社H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出兵镇压东欧的两个兄弟国家。这件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非难。

在斯大林批判事件发生之后，虽然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并没有因此而瓦解，但它不再是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样子了。所以应该说，1956年的斯大林批判，也是这十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1950年代的世界格局

概而言之，对于整个世界，1950年代都是关键的十年。这个时期，美苏开始重新布局。美国介入了朝鲜战争，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反复进行核试验；苏联的斯大林批判引发了“波匈事件”，共产主义阵营发生分裂，美苏的对抗结构显在化。就美苏各自的内部格局而言，“麦卡锡主义”显示了美国的日益右倾化，“去斯大林化”显示了苏联改革的最初动向。

在这个格局形成的同时，亚非独立运动作为中间地带，奠定了冷战格局解体的基础。中苏关系也正是在19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其后中国摆脱苏联控制独立发展奠定了艰苦的起点。

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当年的中间地带日益发展壮大，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美苏各自在其后经历的历史变化，经济全球化与美国霸权的内在张力，使得冷战时期形成的权力金字塔出现了重重裂缝。

但是这个1950年代形成的基本的结构关系还是依稀可辨的，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益显在化的西方世界维护自身霸权的意愿，对俄罗斯的打击以及对中国的压制，使得已经解体的冷战结构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又一次复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还没有完全走出1950年代。

三、戈迪乌斯绳结：

日本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

本书将从赫伯特·诺曼的自杀事件切入，选择包括诺曼在内的六位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并以他们的思想活动为线索，串起每一章的内容。

六位日本战后思想家

这六位思想家分别是赫伯特·诺曼（1909—1957）、鹤见俊辅（1922—2015）、加藤周一（1919—2008）、丸山真男（1914—1996）、竹内好（1910—1977）和上原专禄（1899—1975）。

赫伯特·诺曼，“诺曼事件”的当事人，加拿大外交官和日本史专家，在战后日本社会重建和思想重建上，均发挥过重要的功能。

鹤见俊辅，在战后日本以“大众文化”作为基本视野的实践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运动组织者。他早年在美国接受过实用主义哲学训练，继承了实用主义的思想精髓，成了一个“反哲学的哲学家”。

加藤周一，深谙西欧文化的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具有深厚的人道情怀，知识面广博，与多个领域的学者进行跨学科对话，从事有深度的合作研究，是活跃在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丸山真男，一位立志于成为“在野的业余政治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重构了欧洲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对战后日本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者，尤其在日本的鲁迅研究方面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的影响力并不限于中国文学研究，更是一位以亚洲作为方法的独创性思想家。竹内好的思想原点是鲁迅，从鲁迅出发的思想历程，缔造了他特有的历史与思想观念。

上原专禄，日本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学术泰斗，同时也是把欧洲相对化的世界史建构者。他在事业鼎盛期退出了日本知识界，相当严厉地批判了日益商业化的知识状况，并与其保持距离；到晚年，上原点化了传统日莲教的精髓，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作为回向的世界史”这一意味深长的认识论。

这六位思想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差异（后文会详述），不过，我们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经历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三位还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有过短暂的被迫从军经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这六位思想家都认清了天皇制的危害，战后在反对天皇制这一点上，他们有强烈的共识。

深陷戈迪乌斯迷局的日本

战败后，美国直接主导了《日本国宪法》的制定，由此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法西斯国家向现代民Z国家的制度转型。在盟国占领军进入后不久，日本就实行了全社会的“Y论自由”，释放了战争时期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日本G产党人。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发生的，可以说，日本是借助于外力完成了艰难的社会转型。

当时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过讽刺，他说：“我们在获得配给食物的同时，也获得了被配给的自由。”

美国的干预，其实出于现实的冷战目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日本可能发生社H主义运动，美国才刻意输入了“美式民Z制度”。而日本的精英阶层，也很愿意借助这个外力使日本社会摆脱战争时期那种法西斯管控形态。不过精英与民众很快就发现，制度上规定的自由，在社会生活里并不能真正兑现。

战后的日本可以说是完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如前文所述，《旧金山和约》仅仅完成了日本与西方一侧的内和解，所以日本的进步社会力量，特别是思想界，在这个合约签署之前一直试图推动全面和谈，即同时完成与中、苏等社H主义国家的和解，但是没有成功。接下来，Y论、出版、集H自由等都逐步受到了政府各种形式的干预，而日本政府的背后，是以麦克阿瑟为表象的美国意志。

在美国国内刮起“麦卡锡旋风”的时候，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正在推动思想自由与民Z习惯的形成。他们抓住了美国输入民Z制度这一契机，试图把它转化为日本人主体性的政治意识。这当然非常艰难，但不容否认，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而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却仍然在历史中留下了宝贵的痕迹。

▲麦卡锡

丸山真男曾经说过，他不做政府的智囊，要做一个在野的业余政治家。也就是说，他不想以现实政治为业，而是以自己的政治学学识，为普通日本国民提供思想营养。比如，他具体分析什么是政治、什么才叫作在社会当中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这些分析都不是政治学课本上的概念，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判断。

可以说，除了诺曼之外，我们将要认识的这五位日本思想家都是在野的业余政治家，他们都不从事体制内政治活动，也基本上不以社会活动为业，但是他们的思考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白色恐怖时期”的“诺曼事件”

包括诺曼在内，本书涉及的六位思想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大多认真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同时，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也并不全都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们对自由、理性、平等、博爱等价值观，也都有很强烈的认同。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密切关注社H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自由主义立场本身，并不能独占它所宣扬的价值理念。同时自由主义本身包含了多样的立场，比如有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右翼自由主义者，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其对立往往更甚于左翼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

另一个问题是，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捆绑在一起。自由主义左翼不仅不与社H主义对立，而且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上与后者是盟友。同时，与社H主义有具体制度形态这一点很不一样，自由主义没有找到可以落实的、特定的制度形态。

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结盟，也可以与社H主义结盟。因为真正的自由理念，它的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它的古典政治理念进行区分，两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自由主义政治观崇尚辩论和说服，认为人类在拥有理性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辩论来决定公共事务的。它认为在辩论过程当中，通过说服，可以让所有人服从全局。在自由主义政治观里，权力是实现公共意志的媒介，它本身不能具有价值——这样的政治观很难在现实政治中落实，所以自由主义没有现成的制度形式。

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今天与垄断资本主义密切结合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的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逻辑，与经典的自由主义理念是相悖的。故而，本书涉及的自由主义，需要排除掉“新自由主义”的观念。

1950年代，正是美国背叛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白色恐怖时期”，而这六位思想家遭遇的“诺曼事件”，就集中呈现了这个时期历史过程的变化特征。

四、为何今日我们仍然需要思想史？

人都是在历史状况中进行选择。后来者回顾前人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选择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当人遇到现实困境的时候，一切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纠缠在一起，很难准确判断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很多看似光鲜的事物，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腐败变质；很多不起眼的事物，却可能在过眼烟云中留下来。

思想史研究不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分析前人的选择，更不可以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裁断前人。因为所有当事人在面对现实事态的时候，是看不到后来人可以看到的结局的。过去的人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何进行现实选择，如何进行思想评价，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希望在本书里和读者朋友分享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人在大时代里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不能简单套用现成观念去绑架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丰富和准确的知识与信息，更需要不断砥砺有效的思想武器，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处理所面对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只能把它们塞进那些已经没有思想功能的通行观念中，从而导致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无法产生新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不断砥砺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中那些优秀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研读，我们能够获得最宝贵的思考能力。应该说，思想家从来不提供现成的分析工具，每个后来者都需要自己锻造。

而思想史，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帮助我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且，假如我们愿意，就可以在思想史的研习中不断打造自己的认识论，并且因此而品尝“发现”的快乐。

......

20世纪中叶，战败的日本深陷戈迪乌斯迷局：西方文明与本土传统如何角力？民主与法西斯何以并存？如何防止独裁假自由之名以行？

《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一书聚焦六位思想者：加拿大学者型外交官赫伯特·诺曼、民众哲学家鹤见俊辅、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世界史巨擘上原专禄、文学评论家加藤周一、中国文学研究者竹内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