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黑龙江日报
□杨勇
人类对于历史的书写始终执着。历史的书写让我们审视人类的起源，人从哪里来？进而探求当下的人类处境，人是谁？历史的书写也隐含着面向未来的书写，它要猜测和破解人类的去向。文学对历史的叙述，价值也在于此。文学对历史叙述的有效弥补，细节还原、人性呈现、事件预测、脉络走向推演、价值判断、语言有效融入等都是十分重要而不可或缺的。
对于历史的书写，关于抗联的，我最喜欢阅读的是周保中将军的《东北抗日游击日记》，这部书100多万字，记载的细节是饱满的，有血有肉。比如，白山黑水间，抗联战士在抗击日军侵略同时，如何度过寒冬密林的日常生活，吃什么饭菜，煮什么野菜汤，如何防冻，如何筹粮，如何开展一场具体的战斗，如何召开简易会议，如何传递情报，如何躲避日军的包围等等，这些独特的细节呈现，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是最闪光的部分，因为它逼近历史语境之真，也逼近文学的真谛之真。这种宏大的极端环境下的微观真实，让历史在细节中鲜活起来，呼吸起来。
在前段时间参加的“龙江抗联文学作品研讨推进会”上研讨了三位作家的作品，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廉世广《从鸭绿江到大通河》，王跃斌的《箭头松》《最后八天》《赵尚志之死》等，文中所还原的历史细节是可靠的。王跃斌短篇小说浓厚东北话的还原，抗联战士徐海和刘凤在原始森林中克服严寒寻找出路的过程等，很出彩，若没有在东北生活，没有在林区的生活，是不会高度还原历史本身的。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对赫哲族人习俗、捕鱼狩猎生活，民族演化史的生动书写，是经过长期相关资料搜集整理和阅读分析，并且曾多次奔赴赫哲族居住地实地踏查。廉世广《从鸭绿江到大通河》看似是个人传记，但也可能更接近非虚构文学，作者本人也是多次到档案馆查阅日伪时期的资料，走访党史专家，寻找与李秋岳有关的文史资料，并踏查李秋岳战斗和牺牲的地方。如此，三位作家的作品，让人看到了存在于历史褶皱中的细腻肌理，给了历史一个真实的注脚。
我注意到，对于抗联历史题材的书写，当下的大部分文学作品陷入了狂欢式的套路化叙述中，作品中没有对历史的尊重，故事的主人公也非好即坏，非黑即白，故事的情节陷入二元对立的简化框架中，英雄如同无所不能的神明，敌人如同蠢笨妖魔，原本复杂的历史进展被演绎成单薄的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的过程。如此，整部作品也沦为了简单粗暴的说教之作，除了阅读的一时之快，难以让人掩卷深思和共情。实际上，从古至今，人类的存在都处于黑白灰地带，因而，在抗联文学作品中，“人性复杂性的书写”可能是当下这类题材必须要予以突破的。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中，显然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塑造了赫哲族和汉族尤海、张大炮、朱子辰、林峰等英雄人物群像，也塑造了葛一凡（老A）、尤琳（石田千叶）这样有着复杂矛盾内心的人物。葛一凡因孩子被日军控制而被迫成为间谍，最后因醒悟而自杀。尤琳（石田千叶）的身份更是撕裂的，这位赫哲姑娘从小被拐走，成为凶狠的日军特高课长，最终在残酷现实中找到了真相，完成了自我救赎，葬到本族的墓地中。王跃斌的短篇小说《箭头松》中，也提供了人性真实可感的情节。抗联战士刘凤、徐海、于江汇合后，重伤中的于江想挨着刘凤睡，弥补过去没碰过女人的遗憾，后来他战胜了自己的私念。最终徐海、于江因伤重不想拖累刘凤，为刘凤留下了装备后二人凿冰沉河。这是可信的人性自我净化过程，极端绝境中利他精神得到了彰显。也由此，文本的可信度也就完成得愈高。
从小说中事件的营造构建看，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精心安排了两条并进的线索，使文本保持了叙述的厚度。明线与暗线并行，暗线所富含的谍战质地增强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感染力。日军的“A计划”——即生化武器作战，即将实施，我党代号“海东青”的林峰深入敌人内部潜伏多年，最终成功粉碎了日军的疯狂计划。叙述跌宕起伏，多线索的叙事结构也呈现出一幅立体而复杂的历史图景。廉世广的《从鸭绿江到大通河》则几乎以线性推进事件，在线性叙述中穿插插叙等手法，如同大树主干再生枝杈，使整体框架更加饱满。王跃斌在小说事件的组织中善于选取历史片段，以充沛的细节加以灌注，力图还原鲜活的历史现场。不仅《箭头松》如此，写杨靖宇的短篇小说《最后八天》和写赵尚志的《赵尚志之死》也同样如此。历史并非仅由宏大事件构成，而是由无数变幻多端、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交织而成。如此，他的小说既具备历史真实性，又富有文学感染力。
语言是小说成败的关键，语言的有效介入为小说增添了多姿多彩的可能性。王跃斌的《箭头松》用近乎散文化的语言写成，《最后八天》和《赵尚志之死》则大量运用东北方言行文，读来亲切自然，透出浓郁的东北地域特色。宋海峰的《乌苏里长歌》广泛使用描写地域风物的诗化语言及赫哲族语言，别具韵味。廉世广的《从鸭绿江到大通河》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语言呈现出不温不火的叙述风格。
东北抗联历史是丰富的创作资源和精神资源，对它的书写远未得到充分挖掘。目前的相关题材作品，与经典意义的文学作品之间尚有距离。我以为，当代作家如果有志于从事此类题材创作，需要在写作中投入更大的艺术勇气，并掌握更丰富的叙事技巧。如何通过史实折射当代问题，使抗联文学成为我们思考现实的精神资源，这也是我们必须正视和破解的问题所在。抗联历史不仅是过去时，更是现在进行时。笔墨当随时代，作为民族的记忆，我们更应从沉痛的民族记忆中走向人类的共识——所有民族的历史都应成为人类直面自身处境的一面镜子，成为地球上人类相互对话、反思并汲取智慧的源泉，而不是沉重的包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