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歌与正气歌的二重奏——我的志愿军父亲徐守元

老兵档案

姓名：徐守元

出生：1934 年 12 月

原籍：安徽庐江县天井乡金亭村

经历：1950 年，参加当地民兵，担任班长。

1953 年 3 月， 参军入伍。6 月入朝， 补入 68 军 202 师 605 团 1 营重机枪连 1 排。在金城反击战中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

1954 年 7 月，担任班长，在朝鲜芥川荣立三等功，并授予朝鲜人民共和国军功章。

1955 年 4 月，回国初驻防山东省郯城县。之后多次参加军校学习进修，曾担任排长、区队长、营参谋、济南军区干校参谋、德州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参谋等职。

1976 年 7 月，转业到宁国，先后担任狮桥区委书记、河沥溪镇书记、城建局局长、物资局党组书记等职。

1995 年 1 月，退休。

苦孩子参军

我的父亲徐守元，1934 年出生于庐江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兄弟五人，他排行老幺。

父亲是我爷爷徐世顺五十二岁的老来子，而且父亲长得最像爷爷，他自幼聪慧，学什么像什么，动手能力特别强，因此深得父母疼爱。爷爷吃尽了没有文化的苦，就送父亲到私塾读书，后来因家中经济实在困难，交不起学费， 上了一年私塾父亲就退学了，为此他大哭了一场。以后他在家放鹅、鸭、牛和种田，一直到1949 年解放。

父亲一生追求进步，1950 年加入民兵组织，还担任班长，积极参加当地土改和维护社会治安，保卫革命的胜利果实。1951 年 3 月入团，次年在本地任乡代销员，1953 年在天井乡祖书记手下当通讯员。有一天他送文件到县里，看到县里正在招兵，为抗美援朝补充兵员。想到解放前几个哥哥为躲避抓壮丁，在家人的帮助下不得不逃到泾县一亲戚家（解放后才回到老家），父亲还两次被乡保吊起来毒打， 为此自己的母亲到处磕头求人，他想穷苦百姓受尽地主老财和国民党欺辱的这种事情绝不能让它重演，便当即报名参军。通过体检，安排洗澡、理发，他换上了军装。当时我三伯刚好在城里卖菜，听熟人说老小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便跑去和我父亲见上一面，给了父亲 5 毛钱。这事让父亲终身难忘并感恩一辈子。父亲不辞而别去当兵，这件事对我爷爷打击很大， 因为思念和担心，爷爷的眼睛哭瞎了，在父亲回国后的第二年病故。

父亲是坐闷罐火车到东北的，“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到了新义州，在那里参加集训，因受训期间射击成绩优异，父亲被编入 68 军 202 师 605 团 1 营重机枪一连，担任重机枪手。当时部队配发的是苏式SG-43 郭留诺夫重机枪，一款凶猛的火力神器，在朝鲜前线受到指战员们的普遍欢迎。不仅因为它零件少，简便轻巧，轮架易于拖行， 反击时不带轮架的话，2 人便可携带并简易操作。而且该枪配有护盾，对机枪手提供了良好的保护。此时，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金城反击战即将打响，部队接到命令立即开赴前线，一场血与火的洗礼、生与死的考验正等着父亲。

重机枪怒吼

在孩子和同事面前，父亲从来不主动提起过往的战斗岁月和获得军功的荣耀，他也不喜欢看电影电视中的战争片。但一枚枚军功章和纪念章，在无声地诉说着父亲的青春年华。

父亲跟我们讲过在朝鲜生活如何艰苦， 住的是坑道，很少吃上一顿热饭。那时候敌机见到炊烟就炸，我军很少生火做饭，志愿军战士人人背一个长条形布袋，里面装着压缩饼干。他说那个时候工艺不行，根本咬不动，只好放在嘴里慢慢嚼。查阅资料我才知道：抗美援朝时期最早的野战食品是百分之七十的小麦和百分之三十的大豆或大米、高粱、玉米经炒熟、磨碎加盐制成的炒面。据说这个干粮配方，是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长兼政治委员的李聚奎将军提出的。他在西路军被敌人打散时返回延安途中，曾吃过老百姓给的炒面，食用方便，也宜保管。炒面受到志愿军战士的欢迎，行军打仗饿了抓一把炒面塞在嘴里，再吃上几口雪或喝点水，照样可以坚持下去。

可以说炒面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它有不少缺点，比如缺乏多种维生素，长期食用容易上火，得口角炎，患上夜盲症，口味不佳，肚胀等等， 影响战士的健康和战斗力。据统计，在抗美援朝战争第二次战役中，我军作战伤亡 3 万多人，而受冻减员竟达 5 万人，这与当时我军的主要食物——炒面，含有热量不足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战争后期，青岛的一家榨油厂将炒面混入少量的食用油和食盐用压力机将原料压制成块状食品，成为我军新一代野战食品——压缩饼干，志愿军将士们终于告别了“一口炒面一口雪”的生活。

1953 年 6 月，朝鲜停战谈判即将签字， 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却节外生枝，竟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行扣留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2.7万余名（含志愿军被俘人员 50 名），并且宣称南朝鲜准备单方面继续打下去，企图破坏停战的实现。为了狠狠打击南朝鲜军，确保尽快实现停战，我军决定开展夏季战役第三阶段——金城反击战，部署第 20 兵团的 67 军、68 军、60 军、54 军和兄弟部队的 21 军、24 军组成西、中、东三个突击集团投入战斗。

父亲所在的 68 军 202 师 605 团属于东集团军， 配合友军夺取轿岩山，控制金城川以东、北汉江以西的广大区域，就地牵制南朝鲜军使其不能西调。各团、营进行了战地动员，鼓舞士气，杀敌立功的氛围非常浓厚。还开展了临战训练，训练课目有夜间静肃行进，在作战双方中间地带秘密构筑大量屯兵洞，选择潜伏区隐蔽接敌，以及演练对坑道工事连续爆破和攻击的战术、技术动作等。父亲是重机枪手，一个班七人，当时部队要求多带弹药，减少物品， 规定每人只穿一套夏服，其他物品打成背包， 交留守处保管，其他东西一律不带，志愿军战士个个做好了随时为祖国、为人民“光荣”的准备。

轿岩山，海拔 700 多米，由西、中、东三个毗连的山峰组成，战略地位十分显要，所以成为敌我双方在金城地区争夺的重点。7 月13 日 21 时，第 20 兵团及第 24 军、21 军突然发起进攻，1100 余门火炮实施 7-28 分钟火力准备，发射炮弹 1900 吨，在主要突破地段上摧毁南朝鲜军地面工事 30％、障碍物 80％ - 90％。在强大炮火支援下，步兵一小时内即全部突破南朝鲜军前沿阵地。东集团第 181 师配属第 202 师 605 团，在北汉江以西至金城川 2.5 千米的正面达成突破，进抵梨船洞东与中集团会合。16 日，“联合国军”决定夺回失地， 美军和各部展开反扑。鉴于东集团新占阵地过于突出，且背水作战，炮兵支援与物资补给难以保障，第 20 兵团遂决定该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的 461.9 高地外，主力转移至金城川以北地区防御。

父亲所部奉命反击轿岩山一线敌人的反攻，郭留诺夫重机枪到了表现强大性能的时候了！用战士们的话来讲，重机枪火力猛、射程远，就像割草机一样，把前沿的敌人一排排地打倒，特别是阵地战防御中，郭留诺夫重机枪能将敌人牢牢钉在阵地前，压制得抬不起头来。父亲在《自传》里叙述道：在金城川战斗中，敌我反复争夺阵地，他们重机枪班负责压制敌火力，由于长时间射击，机枪发生了卡壳， 眼看敌人就要冲上来了，情况万分危急，他毫不犹豫地伸出食指去抠弹壳，结果手指被严重烫伤，造成永久性弯曲。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的炮弹像下雨一样密集，身边的战友一个个牺牲了，他的右大腿也被弹片击中，因为缺医少药，伤口感染溃烂留下一个大疤。

这一战打下来他们班活着的只剩他一人，这成了父亲最痛苦的回忆！在本次反击战中，他们班因配合二连出色地完成了战斗任务，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次。最近到组织部档案室调阅资料，我还获知一个细节：在一份 1956 年授予少尉军衔报告书中追述了父亲“在 1953 年夏季反击战斗中表现沉着勇敢，在敌炮火封锁下完成搬运炮弹的任务”。一幅父亲在枪林弹雨中扛着炮弹飞奔的画面仿佛就在眼前，我为有这样英雄的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后来阵地由 60 军接防， 父亲还一步一瘸地坚持去抢救其他伤员，再后来他躺在担架上随伤员向后方撤退，途中听朝鲜群众说“停战了”，他高兴极了，因为拼了命英勇杀敌终于看到了抗美援朝的胜利！不过，这一段终身难忘的经历，让父亲老做噩梦， 母亲就常常被他的喊杀声吓醒。

9 月，部队由东海岸向西海岸——介川移防，开展军事训练和学习，期间因成绩显著再立三等功一次，并被授予朝鲜人民共和国军功章。值得一提的是，父亲是 1954 年 4 月在朝鲜入的党，档案里的入党志愿书上面写道：“现在我认识到，入党是最伟大的，最光荣的，党的理想是要在中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政党。”他表示，要诚心实意地做群众的勤务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任何工作和任务中，不向任何艰难困苦低头。认真学好本领， 在战时不怕牺牲流血和敌人做无情的斗争，在任何危险下绝不退缩，不叛党不投降，做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他说到做到，他用一生的言行践行着他当初的诺言！

1955 年 4 月部队奉令回国，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山东省郯城县大院乡驻防。毛泽东曾说过一句名言：“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 而愚蠢的军队是不可能战胜敌人的。”为了提高部队战士的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水平，中国军队各兵种教导队适时改成文化速成学校，许多像我父亲一样从小接受教育比较少的战士纷纷走进学校。父亲回国后先后在解放军七十二速成中学、第六干校、广州军区桂林步校、洛阳步校学习军事，多次被评为“先进学员”“优秀学员”，受到表扬和奖励。

1956 年父亲被授予少尉军衔，1962 年授予中尉军衔。父亲先后担任过副班长、班长、排长、防化教导大队区队长、防化十三团军务股参谋、济南军区干部文化学校参谋、山东德州军分区司令部作战科参谋、商河县人武部作训科科长，等等。 1976 年我父亲转业到宁国。因为他是神枪手，离开部队时上级领导特地送他一把小口径步枪和 1000 发子弹，2000 年后他主动将它们上交人武部，《宁国报》为此还发了新闻。在宁国，父亲先后担任过狮桥区委副书记、书记，河沥镇书记、宁国县城建局局长、物资局书记等职务，并被评为高级政工师。1995 年退休。2015 年不幸病逝，可惜未能看到举国隆重纪念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的盛况。

唱好正气歌

父亲虽然离开了我们，但是他的精神是留给后代的宝贵财富，永远值得铭记。他对工作有担当，对家庭严而有爱，是我们子女心中的偶像。他对工作责任感和使命感很强，为人正直，廉洁自律。记得父亲在山东德州军分区工作期间，过节的时候干部家属可以到食堂加餐，食堂里有红烧肉、油炸饼、饺子、扒鸡等等。要知道上世纪 70 年代物资供应普遍匮乏，这些东西是限量供应的，一年到头很少吃到，我们姐弟三人希望父亲带我们去改善一下伙食， 结果被父亲一口回绝，他说那是给战士吃的， 不能沾公家的光。部队规定干部家属子女生病住院期间，可以申请吃营养餐，但我和弟弟生病住院时，父亲坚持让我们吃普通病号饭，他觉得那样不好。我们那时年龄小不懂事，总是抱怨父亲。

其实父亲是很爱我们姐弟几个的。我是文革后期上的小学，记得二年级放学回家跟父亲说，好喜欢有个“忠”字刺绣的书包。第二天就看到爸爸在锉妈妈医院废旧的针头做扎绣的针，吃过晚饭后就看到他在我的蓝色布书包上画着什么，我出去玩好回来睡晚觉了，他还在忙着绣。第二天早上醒来，我看到书包上绣着一个心型围着的红黄相间的“忠”字高兴极了，妈妈说爸爸忙到差不多天亮。爸爸的爱让我一直铭记在心。

1976 年父亲转业到地方，但他身上的军人作风没有变，始终保持着一个革命干部的党性原则，严于律己，一身正气。如在狮桥当区委书记期间，他为解决百姓的生产和生活问题尽心尽力，70 年代农村交通条件很差，他硬是靠着骑自行车或步行走遍了狮桥区的各公社和乡村。而县里来人或乡下干部到区里办事，父亲总是自掏腰包买烟买酒买菜，让食堂阿姨烧好后招待。我亲眼看到别人为感谢他帮助送来的烟酒，被他拒收并送了回去。父亲1979 年调往河沥镇工作，听到消息的狮桥百姓拉着父亲的手依依不舍的场景，到现在还历历在目。

写到这儿，我又想起一件事：我结婚时单位住房困难，那时候父亲任城建局局长，单位和同事都说找你父亲就行。那个年代住房是单位和房管所统一分配，我们求他找房管所通融一下给间房子，结果被他回绝，父亲说现在有多少人住房困难，你是我的女儿就不能搞特殊化。最后我们在学校提供的靠近公厕的半间教室结婚安家，并居住多年至学校盖了新房。后来城建局建单位宿舍时，他主动放弃分房，做大家的工作，让单位大龄男女青年优先分房， 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

父亲从不向组织伸手提要求，体改前父亲是行政 17 级（副处级），按规定可享受离休待遇，他从来没要求过。我们有时也埋怨他， 他总是说想想死去的战友，他们什么都没有了，我能活着，有吃有穿儿孙满堂就是天堂了， 要那么多干啥，知足了。

谨以此文纪念父亲，同时致敬千千万万抛头颅洒热血、保家卫国的志愿军战士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