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洪波
关于诗歌的功用和价值，历来有两分，或曰家国之诗，或曰情感之诗。我今思之，二者非不可得兼，均过犹不及，盖诗本天真，有所欲求则落于下乘。愿略而论之。
《论语》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无邪”者，雅正也，所以劝善而惩恶。故《诗经》本是政教之诗，奈何后人多作表面解。以首篇《关雎》为例，倘自身为孔子，历数载以删《诗》，而宁以“你侬我侬”之纯爱情诗居其首耶？《毛传》曰：“《关雎》，后妃之德也。”
是故，诗歌作为一种文体，当一定程度反映波澜壮阔的社会、政治、历史的运动变化，才能有高度、有深度、有内涵，立足文学史上。
写家国之诗，愚以为，须得亲身参与，真情写作，乃有动人心魄之力量。陆放翁之参军数月，乃有“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岳鹏举之抗金终身，而成“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王安石之变革祖法，特赋“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均心怀广阔，千古可传。家国之诗，欲得流传，不可高高在上地审视，且不可不重视描写也。
再说情感之诗。《尚书》曰：“诗言志，歌永言。”陆机《文赋》又曰：“诗缘情而绮靡。”诗之体，本应蕴含情感，而不可只作议论工具。湖畔诗人华兹华斯亦言：“诗歌是强烈感情的自然流露。”
故曰：诗中要有真情感，真生活。
诗之专情，由杨诚斋经袁中郎至袁子才而极端。后者主张“性灵说”，曰“性情之外本无诗”“作诗不可无我”。此言固可揣摩，然强调“性情”，若不加勒束，是否恰当？考其身世，多才多艺，较早以诗文为主要生计者，好旅游、精茶艺、近庖厨、懂建筑，收女弟子，游戏人间，可谓性情之至，亦过犹不及。
辛幼安曰：“物无美恶，过则为灾。”君不见，“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是李太白之放纵；“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是李易安之痴绝；“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是汤临川之春情。
此时再读李太白之“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杜子美之“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王摩诘之“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孟浩然之“感此怀故人，中宵劳梦想”……有情而不滥，故华兹华斯另有半句：“（诗歌）它源自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
听来矛盾，可统一否？
“诗词本余事”，大则载道邦国，小则吟咏性情，倘能以“不染”心处之，则无往而不适，抵达“真我之诗”。
陶靖节者，以东晋开国元勋之曾孙，“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归园田居”，能“采菊东篱下”，其诗中有“真我”，除耽酒外，更无挂牵。王摩诘中年诗风大变，居辋川别业，茹素念经修禅，诗画相参，写出“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尽得“浑厚闲雅”，“自有萧散之趣”，其诗中亦有“真我”，且趋向于“不染”。王介甫之居江宁，时值暮年，所作小诗，如“但留云对宿，仍值月相寻”“日净山如染，风暄草欲薰”“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等，“雅丽精绝，脱去流俗”，其诗中更有“真我”，而近乎“不染”。
他们有所共通：热爱生活、体验生活、观察生活、超脱生活。一言以蔽之，把自我从庸常中提拔出来，乃至观察自己的内心，再付诸笔墨。